公司倒闭工伤怎么处理? 在工厂出了工伤怎么处理?

2021-12-29 23:14:28 来源:顶匠律所浏览：167 咨询电话：954310

截至3月25日下午，“3·21”响水爆炸事故，已造成78人死亡（其中56人已确认身份，22人待确认身份），全市医院共有住院治疗伤员566人，其中危重伤员13人、重症伤员66人。

据悉，涉事企业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建设有年产200吨KSS装置、年产500吨间羟基苯甲酸装置、500m3/h甲醇裂解制氢装置、3000m3/h甲醇裂解制氢装置、年产17000吨间苯二胺等13个生产装置（含15个产品）以及4500吨/年固废和废液焚烧装置。

根据浙江龙盛(600352)2012年年报，其间苯二胺的竞争对手国际上为

，国内则为

。

杜邦公司在国际安全界鼎鼎有名，从安全人员招聘信息可见一斑。我们先来看一下两家公司的安全管理人员薪资对比：

对

，非常明显的差距！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对安全的重视首先体现在对安全管理工作者的重视。

有网友说，杜邦公司成立于1802年，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到100年后的1912年才建立了安全数据统计制度，到20世纪40年代提出“所有事故都是可以防止的”理念。杜邦公司历史上也曾发生过很多事故，连最高管理层的亲属也不幸遇难。我们发展时间短，挫折在所难免。

也有网友表示，发展时间短不是借口，毕竟时代不同导致条件能力也不同，社会是在不断发展的，不能倒退或停滞不前。既然有前车之鉴，我们为什么不能吸取经验教训，非要再走一次别人的弯路呢？

▶2018年11月28日0时40分，位于河北张家口望山循环经济示范园区的中国化工集团河北盛华化工有限公司氯乙烯泄漏扩散至厂外区域，遇火源发生爆燃，造成24人死亡、2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4148.8606万元。

▶2018年7月12日18时42分，位于宜宾市江安县阳春工业园区内的宜宾恒达科技有限公司发生重大爆炸着火事故，造成19人死亡、1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4142余万元。

▶2017年12月9日2时9分，连云港聚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间二氯苯装置发生爆炸事故，造成10人死亡、1人轻伤，直接经济损失4875万元。

▶2017年6月5日凌晨1时左右，临沂市金誉石化有限公司储运部装卸区的一辆液化石油气运输罐车在卸车作业过程中发生液化气泄漏，引起重大爆炸着火事故，造成10人死亡，9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4468万元。

（根据杜邦中国公司安全咨询顾问戴维明录音整理)

杜邦的创始人是法国人，于1802年从法国移民到美国，建立了杜邦公司，开始以生产黑火药为主。从1802年到1880年，黑火药一直是其主要产品，大概80年历史。

1902年，杜邦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科学实验室，这个科学实验室的研究成果为杜邦第二个一百年发展奠定了基础。经过科学家的努力，通过35年的研究，研究发明了尼龙，是世界上第一个人造纤维，现已在世界上广泛使用，并衍生了上百种产品。这个实验室后来发明了聚四氟乙烯（就是Teflon），其平滑性、高抗化学性和耐热性在工业上和农业上得到了充分应用。到1962年发明了Lycra，是一种弹性蛋白酶纤维。这些都是杜邦从1902年到现在对人类的贡献，也是杜邦第二个一百年的发展平台。

到1999年时杜邦宣布产业转变，决定卖掉尼龙，买掉很多纤维制造业，向农业、科技领域进军，指导思想是公司考虑到第二个一百年是以石油产品为原料的，再过两百年，世界上的石油有没有可能让杜邦公司生存第二个200年。公司认为企业遇到了挑战，特别原料的需求，尤其是石油行业，要考虑50年后、100年后，企业能不能发展。所以向农业方向发展，买了先进种子公司，农业可以产生许多再生性能源，再生性碳氢化合物，可以提供人类的蛋白资源，可以提供人造资源。这就是杜邦第三个一百年的指导思想。目前，杜邦公司在中国设有三个代表处、27个独资和合资企业，有4000员工，100亿元投资。杜邦的产品是多样化的，没有一个超过20%，这样的战略考虑主要是减缓工业周期性发展对企业的冲击，使企业得到持续发展。

总结杜邦200多年发展，呈现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火药为主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以化工原料为基础的阶段，规划的第三个一百年是向生物化工、知识密集性方向发展，整个战略思想是使得企业持续发展。

杜邦在1802年成立时是以生产黑火药为主的企业。黑火药是相当高风险的产业，在当时情况下在早期发生了许多事故，这些事故造成许多人甚至包括杜邦的几位亲人都丧生了，最大的事故是在1818年发生的，当时杜邦只有100多名员工，40多位员工在这次事故中死亡或受到伤害，企业几乎面临破产，不可能生产。

但杜邦的炸药技术当时在世界是处于领先地位的，正好美国当时开发西部，需要大量炸药。所以政府给他贷款，要他把企业做下去。但杜邦本人体会到如果不抓安全，杜邦公司就不可能存在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做出了三个决策：在接受了美国政府贷款支持情况下，第一是建立了管理层对安全的负责制，即安全生产必须由生产管理直接人负责，从总经理到厂长、部门经理到组长对安全负责，而不是由安全员负责。第二是建立公积金制度，从员工工资中拿出一部分，企业拿一部分，建立公积金，万一发生事故在经济上有个缓冲。第三是实现对员工的关心。公司决定，凡是在事故中受到伤害的员工的家属，公司会抚养起来，小孩抚养到工作为止，如果他们愿意到杜邦工作，杜邦将优先考虑。这样建立考虑、关心员工的理想，到最后成为杜邦核心价值之一。讲这个故事，一是讲要从事故中吸取教训，二是提醒不要重复前人犯过的错误，不要做前人事故的垫脚石，要踏着前人的肩膀前进，发展自己，不要让事故在我们的企业重现。

杜邦在1811年建立这个制度，还规定，最高管理层在亲自操作之前，任何员工不得进入一个新的或重建的工厂。在当时规模不太大的情况下，杜邦要求凡是建立一个新的工厂，厂长、经理要先进行操作，目的是体现对安全的直接责任，体现对安全重视，你认为你的厂是安全的，你先进行操作、开工，然后再让员工进入。发展到现在，杜邦成为规模很大的跨国公司，不可能让高级总裁参加这样的现场操作。所以杜邦安全也发展到成为现在的有感领导，第一不是本人感觉的领导，是让员工和下属体会到你对安全的重视，是理念上的领导；第二是人力、物力上的有感领导；第三是平时管理上的领导，加起来是体现出对安全生产的直接负责。

到1912年，杜邦建立了安全数据统计制度，安全管理从定性管理发展到定量管理。到20世纪40年代杜邦提出“所有事故都是可以防止的”理念，因为在这之前的100年发展中，很多人认为事故总是要发生的，我们是推迟它的发生，避免它的发生。杜邦认为这样的思想是不可以有的，一定要树立所有的事故都是可以防止的理念，因为事故是在生产中发生的，而随着技术的进步、管理的提高、人的重视，这些事故一定是有办法防止的，所以要树立事故可以防止的思想。到了20世纪50年代，推出了工作外安全方案。随着安全管理的不断深入，公司感觉到在八小时内对员工进行安全教育，不足以满足对员工安全意识的需要，所以推出工作外安全方案。公司认识到员工在八小时外受伤对安全的影响，与在八小时内受伤对安全的影响实质上没有区别，假如公司一个老总、业务成员、销售人员拿到一个大的订单，无论是八小时以内，还是八小时以外，他发生安全事故，对公司造成的损失都是一样的。杜邦从这个角度，提出了八小时以外预案，对员工的教育就变成了7天24小时的要求。当然，国外对8小时以外有各种隐私，杜邦想方设法让员工积极参与，进行各种安全教育，旅游如何注意安全，运动如何注意安全，用气如何注意安全等等，有很多方面的员工教育。这就是杜邦从1802年以来安全文化发展、过程。

从高层到基层，都要有这样的信念，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防止、控制事故的发生。

因为安全包括公司各个层面、每个角落、每位员工点点滴滴的事，只有公司高层管理层对所管辖的范围安全负责，下属对各自范围安全负责，到车间主任对车间的安全负责，到生产组长对管辖的范围安全负责，直到小组长对员工的安全负责，涉及到的每个层面、每个角落安全都有人负责，这个公司的安全才能真正有人负责。

安全部门不管有多强，人员都是有限的，不可能深入到每个角落、每个地方24小时监督，所以安全必须是从高层到各级管理层到每位员工自身的责任，安全部门从技术上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只有每位员工对自己负责，每位员工是每个单位元素，企业由员工组成，每个员工、组长对安全负责，安全才有人负责，最后总裁有信心说我对企业安全负责，否则总裁、高级管理层对底下安全哪里出问题都不知道。这就是直接负责制，是员工对各自领域安全负责，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理念。

在安全生产过程中所有的隐患都要有计划，有投入，有计划的治理，有控制。

在员工与杜邦的合同中明确写着，只要违反安全操作规程，随时可以被解雇。每位员工参加工作的第一天就意识到这家公司是讲安全的，从法律上讲只要违反公司安全规程就可能被解雇，这是把安全与人事管理结合起来。

让员工安全，要求员工安全操作，就要进行严格的安全培训，要想尽可能的办法，对所有操作进行安全培训。要求安全部门与生产部门合作，知道这个部门要进行哪些安全培训。

这个检查是正面的、鼓励性的，以收集数据、了解信息，然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主的。

如发现一个员工的不安全行为，不是批评，先分析好的方面在哪里，然后通过交谈，了解这个员工为什么这么做，还要分析领导有什么责任。这样做的目的是拉近距离，让员工谈出内心的想法，为什么会有这么不安全的动作，知道真正的原因在哪里，是这个员工不按操作规程做，安全意识不强，还是上级管理不够、重视不够。

这样，拉近管理层与员工的距离，鼓励员工通过各种途径把对安全想法反映到高层管理来，只有知道了底下的不安全行为、因素，才能对整个企业安全管理提出规划、整改。如果不了解这些信息，抓安全是没有针对性的，不知道要抓什么。

当然安全部门也要抓安全，重点是检查下属、同级管理人员有没有抓安全，效果如何，对这些人员的管理进行评估，让高级管理人员知道这个人在这个岗位上安全重视程度怎么样，为管理提供信息。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检查。

在安全检查中会发现许多隐患，要分析隐患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哪些是可以当场解决的，哪些是需要不同层次管理人员解决，哪些是需要投入力量来解决的。

重要的是必须把发现的隐患加以整理、分类，知道这个部门主要的安全隐患是哪些，解决需要多少时间，不解决会造成多大风险，哪些需要立即加以解决的，哪些是需要加以投入的。安全管理真正落到了实处，就有了目标。这是发现的安全隐患必须以及更正的真正含义。

这已经解释过了。

这是一种战略思想。如何看待安全投入，如果把安全投入放到对业务发展投入同样重要的位置考虑，就不会说这是成本，而是生意。

这在理论是一个概念，在实际上也是很重要的。抓好安全是帮助企业发展，有个良好环境、条件，实施企业发展目标。否则，企业每时每刻企业都在高风险下运作。

没有员工的参与,安全是空想，因为安全是每一位员工的事，没有每位员工的参与，公司的安全就不能落到实处。

有的说是三个，有的说是四个：第一是善待员工，这是从事故中总结出来的；第二是要求员工遵守职业道德；第三是把安全和环境作为核心价值。如果把环境与安全分开，就是四个。这就是为什么杜邦公司可以生存200年，他认为核心价值保证了企业发展，使得杜邦成为当前世界企业300强之一，因为有两百年以上的历史的已经不多了，杜邦是其中世界强大工业企业之一。杜邦是把安全作为引导企业成功的核心价值之一。

公司的整个目标是“我们坚信所有工伤和职业病以及安全和环境事故都是可以防止的，我们对以上各项目标是零，我们将促进员工工作外安全”。我们要实现安全零事故、职业病零事故，这个事故，不是指死亡零事故，而是员工受伤了，医生认为员工要休息一天以上，要求员工请病假，这个事故以及以上的事故目标是零，这是美国通用的标准。这就是它的安全文化和理念。

从杜邦100多年的安全记录看，在提出“一切安全事故都是可以防止的”理念之前，杜邦的各管理层在思想对安全也不是很重视，还是有安全事故。到了1940年，提出这个理念之后，就成为一个信条，在许多公司厂长、经理办公室都挂了这条，在发展计划时都对照有没有违背这十条，对整个安全的促进是相当大的。可以看杜邦的安全表现，以两百万人工时为单位的业绩，比美国平均值好30到40倍。可以看杜邦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工厂的安全记录，很多企业都是在20年以上、甚至30年都没有事故，这个事故是一天以上的病假，这也包括中国大陆、台湾。

杜邦在国内有27家企业，它的安全水平有的甚至比在美国的企业还好，在深圳的公司是杜邦在国内的第一家企业，15年以来没有任何安全事故。举这个事例是想说明，国内许多人认为中国与美国在安全业绩上的不同表现，是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西方人文化素质高，东方人素质低。但是根据杜邦公司在世界范围各家公司的业绩表现来看，这个理论是不正确的。只要我们重视起来，只要我们采取有效行动，实际的行动，不管怎样的文化背景，都可以实现零事故和很低的安全事故。关键是我们采取怎样的方法，采取怎样的体制，采取怎样的激励机制鼓励员工参与。文化背景是需要考虑的，但不是关键，因为文化是可以改变的，文化是可以融合的。

2001年时，杜邦公司全球267个工厂和部门中80%没有出现失能工作日（一天及以上病假）事故，50%工厂没有伤害记录，20%的工厂超过十年没有伤害记录，在6大洲70多个国家，79000名员工创造了250亿美元产值，安全业绩是很好的，被美国评为最安全的公司之一，连续多年得到这个殊荣。

杜邦有生产管理层，从总裁到副总裁到厂长到生产部门和服务部门，他们对安全直接负责，杜邦也有安全副总裁，他抓安全，但他不对安全负责，他负责整个公司的安全专业队伍的建设和他直接管辖范围以内的部门安全负责。因为从某种角度讲，安全部门也是公司生产一个部门，他对自己这部分负责，他对安全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这就是直接领导责任，他们是对安全支持。

关于职能，杜邦有副总裁负责健康环保中心，我们集团公司也有环保中心，杜邦这个中心有五六十位各方面专家，能解决企业内部各方面安全技术问题，如果还不够的话，可以到高校聘请教授，中心和社会上的安全组织建立良好的网络关系，万一企业有安全方面的问题，可以得到很好的技术支持。

安全健康环境优化管理中心的职责，一是为公司提供安全战略规划，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要求，提升公司的公众形象。它是支持公司远景规划，提供对公司的业务发展的要求，提升公司在国际的形象，属于为公司服务的范畴。二是为不同业务部门、区域和地方间分享SHE资源提供全过程的系统和网络服务和支持，并从中起到调节和杠杆作用。它是一个调配中心，网络了全球范围内杜邦公司所有安全部门和工厂的安全方面的人员，形成一个网络，为全球范围的工厂提供技术支持。某个地方遇到问题，可以通过网络求救，网络把这个要求传递到全球，总是有人可以给予解决。专家组人员还是有限，且知识也是有限的，假如问题还得不到解决，网络会把问题传递到大学、研究部门请求支持，最终得到解决，这就是调配作用。三是技术安全管理，主要是了解世界各地方、各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定内部的安全标准和要求，并且为地区业务部门的协作提供支持。因为企业分布在世界各个地方，有不同法律法规，一旦当地安全人员不能解决，它可以帮助解决。四是指导以帮助提供公司SHE的表现，提升对安全价值的认知。研究和制定各种安全培训计划，对高级管理层、地方管理层、技术人员有效安全培训提供指导。五是开发和维护SHE监控系统和指标，其中包括领导和组织第二方安全审计，监督和评估各区域和地方业务部门的安全表现业绩。一个总裁、副总裁、业务领导如何下面的安全表现，不是单靠下面的表报和材料，还要靠安全部门的审计，按照统一的安全指标对世界范围内所有工厂进行评估，提供给上级管理层，按照报告对下级安全表现进行评价，以便升迁和提拔。安全是一个方面的指标，使得整体评价在一个水平上，同一标准，是起到了一个支持作用。

是安全顾问的概念，安全人员站在更高的角度，帮助厂长理解地方安全法律法规，理解上级安全要求，结合厂里的具体情况，提出安全规划，提供安全规划、设想、支持。同时又是一个安全咨询员，对厂里安全技术提供帮助，专业人员不是安全专家，需要安全部门的人员给予咨询。还是协调员，协调HSE各方面事务。还是解释员，解释各项法律法规。这个安全人员可能是一个人，但职责要起到以上四个作用，是对公司强有力的支持，保证公司业务上对安全技术的要求，这是安全部门的责任，这是一个责任的概括性总结。

各级生产管理层对安全负责，要直接参与安全管理，把安全管理作为平时业务工作的一个部分，在考虑生产发展、企业发展、生产产品、质量要求时，安全工作就是其中一个部分，把质量、成本与安全同时考虑，安全就是日常管理的一部分。有的工程说质量第一，又说安全第一，到底哪个是第一，不清楚。多个第一，就没有第一。要把安全工作和规划、产品的质量、效益结合起来，安全就是工作的一部分，能做到这点，就是把安全作为一门生意考虑。国外公司很少谈安全第一，但他们会把安全与其他工作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考虑。所以要做到这点，就要直接参与管理。第二，每个管理者要对员工负责。如车间主任要对员工负责，这个责任不光是对管辖的员工负责，而是要对管辖范围负责，其他部门的人到这个范围来工作，客人到这里来访问，上级部门来检查，都要对他们负责，要对他们的安全负责。只要是负责范围内，安全就是我的责任，这也是对上级部门负责。只有车间主任对车间负责，厂长才能对全厂负责，如果车间主任不负责，厂长怎么负责。只有员工对组长负责、组长对车间主任负责、车间主任对厂长负责、厂长对地区经理负责、地区经理对公司总裁负责，才能真正叫作安全有人负责。安全是在最底层、最底层的，确实需要领导重视，全员参与。要做到这点，每位经理都要建立起长期安全目标，知道我这个部门有什么样安全问题，有什么样的安全隐患，什么样的问题要什么时候解决。如果不知道这些问题，就不可能去重视安全，不可能去抓安全。一旦知道问题了，建立了目标，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就会有具体计划。还要有一个开发和实施计划，标准有了，要对照目标监督结果，不要到年底再看目标没有落实就关门了之。要自我检查、自我监督，看看三个月后计划实施了多少，六个月后差距多少，半年后没有落实，为什么没有落实。要做到这点，要采取许多具体措施。

从技术上讲，杜邦安全管理系统包括几个部分：一是行为安全，就是员工的安全行为、安全表现，要进行管理。二是工艺安全，设备如何管理。目的是为了保护环境，保护员工健康。整个就是对客户、员工、股东、负责，对公司整个业务发展服务，提供的公司业务发展的保障，提高到这个角度来负责。

要发现、杜绝不安全行为，了解这种行为，进行安全检查，告诉员工这么作有什么危险。为此，要做到几个要素：一是显而易见的管理层承诺，领导不承诺去做，是没有人去管理这种行为的，这些行为永远可能发生。二是切实可行的政策，杜邦有十大基本理论给予保证。三是要有综合性的安全组织，要从员工到各级管理层参与。四是要有挑战性的安全目标。五是直线管理责任，各级管理层对各自安全负责。六是要有严格的标准，激励计划，鼓励计划，很多情况下对员工给予鼓励，七是要有有效的双向沟通。六是要有持续性的培训。八是要有有效的检查。九是有能力的专业安全人员，很快提供解决方案，有助解决问题。十是事故调查，企业都不希望发生事故，但一旦发生事故，就要进行调查，目的是防止事故再次发生。事故是要承担责任，但如果出系统除问题，就要改进系统。如果不找到真正原因，下一次事故的原因可能就是上一次事故没有找到原因。有人受到教训，就会在意识上高度重视，吸取教训。十一是要有推成出新的标准。这些就是在安全行为管理上要有的十二个主要要素。

杜邦实践中有96%以上的事故由人为因素造成的，而我们国内有80%的事故是由人为因素造成的。假如片面强调投入，消除了所有工艺上的隐患，而不解决员工行为，也只能解决20%事故隐患。不抓人的因素，就不可能实现零事故。投入很重要，是保障，但也要重视行为安全管理。行为安全抓的是人，员工的意识，各种各样的不安全行为，如不用劳保用品、对事故的反映、所处位置危险、使用不当工具、工作场所杂乱无章等，都是造成事故的原因，这些原因是人的行为，不是技术。杜邦有90%事故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因为它的投入比较大，工艺、设备上较为过关。国内80%事故是人的行为造成的，如果不抓人的行为，永远不可能杜绝事故。

在安全事故分析上有个冰山理论。浮在海面之上的，是表现出来的安全事故，有死亡，有工伤，有医疗事件，有损工事件，这些是看得到的。而在海面之下的，是看不到的，是支撑这些事故的深层次原因，这些海面之下的是不安全行为、不安全环境，底下的因素是不容易看到的。如果我们事故发生了去抓，找到了原因，解决了事故，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然而根本的行为因素没有得到解决，还会有新的事故发生，直到事故足够多，一点点解决。因为事故出来解决的是表现出来的，而海面下的、深层次的是大部分。反过来，假如解决了不安全行为问题，冰山自然下去了，这些是还没有导致事故，还没有造成损失。所以，安全管理就是要找到这些不安全行为，直到消除到零，安全事故才能为零。这就是行为安全管理理论。根据统计，每三万次不安全行为，就会有造成一次死亡。如果等紧急事故已经发生，只能调查原因，不能改变事实。我们的重点是找出不安全行为，对行为进行教育，对行为进行系统管理。这就是“防患于未然”。

设备上有些可能不是人的因素，而是设计上的问题，因为设计不当，致使一开工就发生事故。如何进行工艺安全管理？领导承诺是最重要的，领导要承诺进行工艺安全管理。然后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技术方面，一个设备方面，一个是人员因素。

设备买来了，都有很多工艺信息，有人去关注，而很多人读了操作规程，读了技术信息，看到安全信息就跳过，根本就不了解这个工艺、这个设备的安全信息。其实安全信息不是白写的，要了解工艺安全信息，要进行工艺危害的分析，这样的流程、工艺风险在哪里，哪部分是风险最大的，这个风险发生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要认真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操作规程的控制，要让员工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另外当进行技术变革时，要有控制，为什么要该技术变革，技术变革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安全隐患，产生什么样的安全风险，要有技术人员去做。这就是工艺安全技术方面的控制。这就要求有强有力的安全队伍，指导所有技术人员去进行安全工作，去从安全方面给予考虑。

买设备都会有一个质量保证。同样的设备，会有不同价格，你买哪一个？要有质量上的考虑，一定要从质量角度分析并决定买哪一个。一旦设备更新，一定要进行质量分析。要有预开车安全审核，有很多很多的安全事故是在设备新开工时发生的。我们经常按照老套路去做，但自然条件可能变了，操作条件可能变了，所以在预开车前要进行严格的一步一步的分析，形成一个预开车前的详细的工作程序来保证设备安全运行。这样，就知道什么人可以在这个岗位，什么人不可以，要避免闲杂人员到这个范围。这都要通过预开车去做。还要保证设备机械完整性。比如一个设备要100万，可我只有80万，砍哪部分费用？许多人是砍安全，砍环保，可这么砍之后风险是什么？工作人员就要把风险报告同时放到决策者面前，让他去考虑，省20万风险是什么，一定要有人去告诉他。这就是设备风险管理。还有一个设备变更管理，如进口设备没有了，改成国产的，要有人评价替代以后可能产生什么样的风险。这些都是工艺管理踏踏实实的技术工作，要有安全人员、工程人员，包括工艺人员一起去做。

首先要进行培训，要掌握培训的效果，确信员工已经知道怎么去做。要受承包商管理，很多设备是承包商负责的，要对承包商安全负责，要认为承包商的安全事故就是我的安全事故，因为他在我的管辖范围工作。不但我的安全事故目标是零，要控制安全事故的发生，也要控制他的事故发生，他的安全也是我责任的一部分。还要有人员变更管理。如果这个岗位需要五个人，现在缺了两个人怎么办，除了正常工作人员外，一定要有替代人员，平时对他们教育、培训，一旦需要，就可以顶上去，否则发生事故的可能就是这些人。老工人工作那么多年，不容易发生事故，临时工就可能发生事故。所以我们在每个岗位上都要考虑一定比例的替代人员，一旦人员短缺就可以替代了。要有应急事故计划与响应。每个工作要进行安全分析，一旦发生事故该怎样控制，怎么管理。小的事故、小的原因，得到响应不会酿成大事故的，不确当的反应会造成大的事故，很多都是安全反应的问题。所以每个岗位都要有分析，这个应急预案不仅是公司的事，也是每个岗位的事。最近有个管道事故，就是因为一个小洞泄漏天然气造成的，附近的整个城市都发动了。如果有好的应急预案，一堵就可以了。还要有审计，就是有效的安全检查。还要有事故调查。这些就是工艺安全管理系统。

说到安全，你想到是什么，是钱？还是收益？安全事故发生会有损失。而成本也是冰山效应。我们看得到的美国每年安全损失大约有700亿。然而安全事故涉及方方面面，看不到的间接损失就更大，间接损失是直接损失的3到5倍。我们控制了安全事故，就是控制了这些成本。

第二个影响就很大了，一旦发生事故，对员工、对用户都产生影响，对股票发生影响，对公共形象发生影响。可能带来业务中断，不遵守法律要受到处罚，可能要赔偿，可能被起诉，工厂可能要重建，对公司声誉和市场资本产生影响，公司甚至可能破产倒闭，还要产生领导者的责任。这些都是事故的影响。

在美国，每天有16人死于与工作相关的伤害，包括职业病、工伤等等。在中国，去年的统计数据是每天460多人，安全管理的价值就是体现了生命。其次是经济上，美国每起事故有28000美元的损失，间接损失是3到5倍。杜邦安全管理业绩每百万小时事故工伤率是1.5，工学工业平均是9.5，美国全工业平均是14。杜邦每年发生28起损工事件以上的事故，直接损失大约是780万美元。与美国化学工业平均水平相比，每年节省3500万美元，美国全工业平均相比，每年节省100亿美元。

杜邦公司的财产没有保险，它认为我的财产我自己可以保险，所以它特别重视安全。它是把这些省下来的钱又作为安全上的投入。我们可以算一笔账，过去五年来我们石油公司安全事故造成多大损失，假如我们保持现状，就意味着今后五年我们还要有这么一笔投入。如果把这笔钱作为投入，投放到安全上去，从长远考虑，成本没有增加，就是用途不同，但得到的很多，挽救了生命，公司在市场上有了好声誉，特别是现在随着中国企业走向全球，安全和环境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要算安全投入这笔账，不能局限于投了多少钱，要想一想过去安全事故有多少损失，要是把这笔钱投入到安全上去，产生的效益是荣誉、信誉、生命。

安全就是一种通过对你的行为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我们现在抓的安全就是对人自身的尊重。是人性化管理，以人为本。没有了“我”，再大的经济利益对“我”没有任何意义。安全文化的作用是相当大的，文化主导人的行为，行为主导态度，态度决定后果。建立企业安全文化就是要让员工在安全的环境下工作，来改变员工的态度，改变行为，行为改变就是安全，公司就在安全下运行。

如果要改变员工行为，首先要改变安全文化。所以要了解企业文化中哪些主导了员工行为，而这些行为是不希望出现的。要知道加入哪些因素，才能使得员工成功。就是说要了解哪些因素是要的，哪些因素是不要的。还要了解哪些因素是缺的，要加入到企业中来的。这样就完善了企业文化建设的要素，并且要巩固和发展。

企业文化对员工的作用是影响其态度、行为、后果、表现，员工行为是受到企业安全文化影响的。如果企业没有安全文化，员工在工作中就会表现出不安全的行为，后果就是造成不安全。文化还有间接的影响，员工的态度受到事故事实影响，发生安全事故了，员工相信这样做是错误的，也会改变行为。这同样说明，员工的行为是受到安全文化影响的。区别在于一个是从正面引导，一个是让事故去影响。所以我们需要建立安全文化驱动员工的安全行为，企业安全文化要提供员工长期连续的行为安全教育。

要改变员工的行为不是一天两天，要有长远规划，是不断自我发现，反复教育的过程，让员工意识到自己的不安全行为、不安全态度对企业的影响，在自我发现中改变其态度、价值，最终改变其行为。

有四个阶段，自然本能阶段、严格监督阶段、自主管理阶段、团队管理阶段。这是对安全文化理论的模型总结。

，企业和员工对安全的重视仅仅是一种自然本能保护的反应；缺少高级管理层的参与，安全承诺仅仅是口头上的，将职责委派给安全经理；依靠人的本能；以服从为目标，不遵守安全规程要罚款，所以不得不遵守。在这种情况下，事故率是很高的，事故减少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管理体系，没有对员工进行安全文化培养。

，企业已经建立起必要的安全管理系统和规章制度，各级管理层知道安全是自己的责任，对安全作出承诺。但员工意识没有转变时，依然是被动的。这是强制监督管理，没有重视对员工安全意识的培养，员工处于从属与被动的状态。在这个阶段，管理层已经承诺了，有了监督、控制和目标，对员工进行了培训，安全成为受雇的条件，但员工若是因为害怕纪律、处分而执行规章制度的话，是没有自觉性的。在此阶段，依赖严格监督，安全业绩会大大提高，但要实现零目标，还缺乏员工的意识。

，企业已经有了很好的安全管理制度、系统，各级管理层对安全负责，员工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安全意识，对自己做的每个方面的安全隐患都十分了解，员工已经具备了安全知识，员工对安全作出了承诺，按规章制度标准进行生产，安全意识深入员工内心，把安全作为自己的一部分。其实讲安全不是为了企业，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亲人，为了自己的将来。有人认为种观念自我意识太强，奉献精神不够。当然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们还是有民族意识。但讲安全时，就要这么想，如果每个员工都这么想，这么做，每位员工都安全，企业能不安全吗？安全教育要强调自在价值，不要讲安全都是为了公司。

，员工不但自己注意的安全，还要帮助别人遵守安全，留心他人，把知识传授给新加入的同事，实现经验分享。

大家可以评估一下本单位安全文化建立过程处在哪个阶段，目标是要达到哪个阶段，还要多久才能达到目标，通过哪些途径、方法达到目标。

怎样才能建立一流的安全文化？重要的是去做。要员工注意安全，高级管理层首先要主动去做，承诺和建立起零事故的安全文化，工作上要重视人力、物力、财力，要有战略思想的转变，从思想上切实重视安全。要体现有感领导，要有强有力的个人参与，要有安全管理的超前指标，如果达不到这个指标，意味着要出事故，不要以出事故后的指标为指标。要有强有力的专业安全人员和安全技术保障，要有员工的直接参与，要对员工培训，让每个员工参与安全管理，这样才能实现零事故。要改变导向，从以结果为基础转变为以过程为基础，重视事故调查，不要等事故发生后给予重视，过几年又不重视然后又发生事故，又重视，反复震荡，要从管理层驱动转变为员工驱动，从个人行为转变为团队合作，从断断续续的方法转变为系统的方法，从故障探测转变为实况调查，从事后反应转变到事前反应，从快速解决到持续改进。要对自己的情况有评估，使管理层有能力管理，对现在评价，知道哪里要改进，进行持续改进，这就是安全文化发展的过程。

读到这里，小编想说，尽管杜邦的一些做法不一定适合我们，但杜邦的安全理念和安全管理在很多方面值得化工从业者和政府监管人员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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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教学工作坊一直

，通过邀请校内外有留学或是访学经验的高校教师做客，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达到交流互助，共同提高的目标。本学期第五次域外交学工作坊的

。我们邀请了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讲师，同时也是德国汉堡大学的法学博士赵天书老师担任主持人。同时也邀请了德国法拉克福大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法大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娄宇老师；德国汉堡大学法学博士和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葛平亮老师；以及德国科隆大学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的国际法学院优秀教师薛童老师联袂主讲。更有来自西南政法大学教师发展中心的陈应琴主任和朱洁老师与会交流。正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以下便是本次工作坊内容的精彩呈现。

各位老师大家好，感谢大家参加今天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发展中心举办的域外教学工作坊第五期活动，我是教师发展中心杜冰子。域外教学工作坊是教师发展中心为提高教师教学技能所搭建的国际化平台，以海归教师为主体，对各国教学方法的交流与研讨，至今成功举办了4期。今天的活动还有一个惊喜，我们有幸邀请到了西南政法大学教师发展中心陈应琴主任，在立格联盟的背景下，我们也期盼与各个兄弟院校教师发展中心交流经验，促进全国高校法学科教师共同发展。我们下面先有请陈主任说两句。

非常高兴今天来到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发展中心。我昨天在北外参加一个教师发展工作的会议，正好听说这里举办域外教学方法的工作坊。我也正好抓住机会过来向法大取经学习，欣赏了之前的几期活动的推送，确实是收获颇丰。我们西政也打算在下个学期开始进行午间教学沙龙活动。域外教学方法的专题本身也非常适合教学沙龙的讨论，所以我这次也是抱着请教的形态来学习法大的经验。我的专业离法学有点远，是中国哲学的研究，所以说无论是专业还是从工作开展的角度上，我都抱着学习的形态来参加这次沙龙。非常感谢法大能够给我这个机会，认识这么多优秀的老师，也希望以后能有缘邀请各位到西政相聚相会。

：感谢陈老师对我们工作的认可。我们也希望通过全国政法高校的努力，促进我们老师的教学专业水平整体提高。那我们就先进入我们的主题，本次域外教学工作坊的主题是“德国法学院教授法教义学的目标与方法”我们的主持人是法大中欧法学院优秀的青年教师，同时也是德国汉堡大学的法学博士赵天书老师。同时也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的主讲人，民商经济法学院的副教授，同时是德国法拉克福大学的法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后，娄宇老师；以及民商经济法学院的副教授，德国汉堡大学的法学博士，葛平亮老师；还有德国科隆大学法学博士，国际法学院的优秀老师，薛童老师；参会的还有首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法学系的马辉老师，以及正在赶来的路上的乔宁老师，当然还有西南政法大学的陈应琴老师和朱洁老师。还有我们旁听的李文老师和佘力焓老师。下面让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我们的主持人赵天书老师，大家欢迎。

那么忝列主持人的我，就在冰子老师之后继续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教师发展中心安排这么好的环境，能让留学西方归来的学者，和陈老师这样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聚会一堂，颇具西学东渐，金风玉露之感。我们经过西学的讨论，再回归贯穿到中国的实用中来。其实在我自己的教学中也存在着体和用的关系。在我本人的教学中，很多困难就源自法教义的体用关系。比如说我在讲经济法中价格的法律行为监管的时候，会从教义学的法律体系内部的观察出发，会和同学们说监管的对象是市场行为的主体，行为是不正当的价格行为。

而在实践当中，我们却发现，经过这样的分析，法的效力与法的实效分开了，比如说在一个案例之后，市场的供求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里有很多真实的案例，17年陕西省西安市的价格监管案之后，市场的供求发生了短缺，价格机制实现不了了，市场中的自然人，也就是购房者们，就会通过通过其他方式达成交易的均衡，比如说寻租的方式，再比如说腐败的方式。这也引起了房地产市场摇号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伪造现象。

感谢天书，也感谢教师发展中心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坐而论道，交流关于法教义学的问题。安排我先来讲，可能是因为我比师弟们年长几岁，虚度了几年时光，白头发多了一些。我本科是北外德语系毕业，硕士和博士学了法律，从德国归国之后进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保险学院，这是一个商学院，感觉自己不入流，不得不去做了一个经济学的博士后，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中心的郑秉文教授研究社保。在留学的求学的经历中，对于文科四大专业多少有所涉猎，文法经管都有涉及，绝对不敢说精通，只是都略知一二。对于各个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大致也知道一些。文法经管作为社会科学的四大领域，除了文以外，其他三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几乎是一致的。学科的划分标准基本依赖于研究方法的区分。我在商学院发现经济学研究最后也是会落实到给立法提出对策建议，看来商学院也研究法，研究制度。我们法科作为本体论的教义学是不讲对策研究的，虽然早年的研究结果也会落到立法的建议上。学科的差异就是方法论的本体论中的差异。我本科时学习德语，老师主要教授文学，而文学方法论的本体论即是对于文本的解释。正所谓先有文学家，再有文学批评家。文学研究的方法，正是如金圣叹评注水浒一般：作者一般并不会用直白的方式来讲明白自己的话，而是会使用诸如象征，比喻等等方法，给人以非常抽象概括的观感。而此时就需要文学评论家给大家进行解读，表明作者所要表达的想法或是观点。诸如闰土脖子上的银项圈象征着封建的枷锁，也许鲁迅并不是这么想的，但是文学评论家还是会作出这样的解释，这也丰富了文学的研究内容。经济学，早年在亚当斯密的时期就是和法学一样，都是概念的抽象，都是所谓概念经济学，概念法学，研究的过程就是不断地从现象中抽象出概念，诸如供给和需求，再去研究是供给决定需求还是需求决定供给。但是大家渐渐发现这样的研究依据不是很充分，便引入数学的方法，进行量化分析，这才能论证诸如供给需求关系的问题。故而之后的经济学发展成为量化经济学，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展开分析研究。经济学和法学都会研究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的关系，但是法学主要研究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作为法律关系的性质，但是经济学的研究大有不同，比如他们会研究发达的社会保险制度会不会对商业保险有挤出效应，会拿出各个省份甚至各个国家的数据，通过建立模型，研究各种自变量合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最后验证社会保险对于商业保险的挤出效应是否存在。

解释学（德语：Hermenutik英语hermenutic）的含义是注释、阐释的意思，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对应的是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他是神的使者，负责传达众神的意旨。法条的表达很抽象很概括，为了节省立法成本，立法者不可能对每个事项都做详细的规定，所以司法者在具体解决个案问题的时候，就必须有针对个案细化的内容，这种细化的内容能能在大众中形成共识，达到同案同判的效果。司法过程是针对个案的，以问题为导向的思维模式，很难形成体系或是创造理论。法学家，则是将针对个案的碎片化判决，依照逻辑重新排列组合，形成体系——这也就是法教义学。

。教义学这个词是从解释《圣经》发源的，因为在《圣经》刚刚问世时，印刷术并不发达，篇幅不宜太大，我们知道，新约旧约加起来也没有多大篇幅，故而传教士在布道的时候，就会对其作出解释。《圣经》用抽象的话，来解决我们生活中的问题。比如《圣经》记载，上帝说，这个世界应该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传教士的解释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意志造物，人是不可能取代的。通过解释抽象的语言来解决问题，这就是教义学。圣经本来的语言，是抽象概括的语言，传教士通过自己的语言，来解释圣经是怎么指导具体的生活问题的，就会逐渐地形成教义学的体系。

在我的课堂上，同学们也会问我，什么是教义学呢？有很多学者写过很多文章，试图说明什么是教义学。教义学一点都不神秘，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这也是我写的一篇文章，《德国法上就业歧视的抗辩事由——兼论对我国的启示》，应用到了我给同学们讲解教义学的课堂上，该文发表于《清华法学》2014年第4期，大家可以详细地看一下。比如说招聘发生了歧视，进行了不平等对待，比如只招录男性或是只接受女性，是否存在合理的理由呢？从英美法，尤其是美国法中，一套被称作真实职业资格理论的学说发展出来：在实行就业的不平等对待时，必须需有合理真实的理由，才能在招聘中提出不平等对待的要求，但是这样的基本要求还是很抽象。因为工作的内容是非常多样的，不可能一个岗位只承担一种类型的工作。那么在这些不同的内容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又该如何判断就业的资格呢？07年德国颁布的《一般平等待遇法》，就借鉴了英美法的真实职业资格原则。雇主在提出招聘时的不平等对待请求时，必须是针对招聘工作性质本身的不平等对待。在此，法条仍然没有把真实职业资格理论具体化，故而在司法实践当中，法官在处理这些就业歧视案件时必须发展出自己的教义学，对此法条进行进一步解释。但是对于法条的解释，必须首先是由立法提出来的，就业歧视必须是挑战当今社会人们形成共识的价值观，不能对于所有的不平等对待都视为就业歧视。现在不光有对于性别，民族，地域的歧视，甚至还有血型星座的歧视。当然，对于学历出身的歧视，非985、211不要的，专门有个名词叫做统计性歧视。也许在经过了大数据分析过后，雇主方发现来自985、211的学生有更大概率出现素质更高，工作能力更强的情况，出于降低甄别成本的考虑，雇主方提出这些区别对待的条款，这其实不能被判定为歧视，而是一种统计学上的策略，这也绝非法律重点规制的方向。重点规制的方向应该是重点挑战社会共识的方面，比如说性别。性别平等是宪法规定的平等权利，还有诸如年龄，或是籍贯，宗教，这些方面的相关条款才可能被判定为歧视的理由。如果说法律在这些歧视理由的基础上加个等字，这些都作为歧视的理由，那么肯定会致使雇主的经营自由被无视。因为劳动市场上本来就应该保护雇主的自主经营权和劳动者的自主择业权，故而只能把能视为歧视的招聘条例列举出来，而不能给法官过多的自由裁量权。当然，这些都是立法上的解释说明，这不是教义学。

德国在针对07年的立法在之后的司法实践中发展出了两条判断原则，一种是决定性的，其次是重要性的。也就是说可以被法律同意的不平等对待必须具备着决定性和重要性的条件。这也必须结合案例来分析，只有在案例积累的基础上，才有教义学，这不是法律人自己的想象。我举一个案例予以说明：一所专门面向16岁到18岁的女子寄宿高中，招募辅导员。有一个男性，多年从事相关工作，有丰富的辅导员工作经验，但是在通过层层面试之后，只因为自己是男性而被拒之门外。应聘的男辅导员表示，辅导员岗位中的很多具体工作男女都可以做的，只有一项工作内容也即查寝室是不适于男性的。基于一项不合适的工作内容，就对招聘者提出不平等要求。故而这位男士选择诉诸公堂。最后，法院的判决是，尽管男辅导员适合其他各项工作，但因为学校的办学特色是寄宿制女子高中，故而辅导员查寝室的工作正好凸显了学校的地位和独特性，所以这项工作是具有重要性，决定性的内容。只要这一项不满足，就能提出合理的不平等对待。决定性和重要性就构成了真实职业资格的教义学。基于这些案例的累积，法律人会编一本评论集，来形成相关原则的教义学体系。只要有一个是实现决定性作用的，正好体现工作特色的，也能成为不平等对待的理由。这也就是法律人思辨和进行学术研究时的基本方法的体现，也是法律相对于其他学科的门槛。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对于就业歧视的看法，但是法律人会阐释真实执业资格的理论以及其适用中重要性，决定性的理论，体现了法律人的专业特征。这便是教义学。

如此这般，法律人就成为了法官法的搬运工，自己也创造不出新的内容，只是去听取法官的判决，把判决中的说理整理成体系。就好比蜜蜂若是只是把不同的花粉采在一起，进行堆积整理，并没有酿蜜的过程，体现不出思辨的过程和作用。我们所曾经有一位老师和我探讨过法教义学是什么，以及怎么教授法教义学，我就跟她说了我的理解，然后她问我，总结许多案例，考察案例中法官是怎么说的，再按照一定的逻辑整理出来，这不就是很多学者提倡过的大数据研究方法吗？我想表达的是，教义学的方法会使法律人丧失了思辨的过程。现在不少的论文也会基于这样的方法展开论述，但现在中国的法官也让我们的教义学研究很为难，判决书中很少有论证的过程，只说依据的法条在哪里，却不会去论证说理，说明为什么适用这个法条而非那个法条。这种涵摄过程的缺乏，让我们这些旁观者干着急没办法。当然，法官也有自己的难处，害怕自己说的太多言多必失，害怕自己的言论被别人抓住把柄。但是如果什么都不说，那就教义学的研究材料也就不会存在。其实很多学科的情况与此相似，社会科学早就没有创新的内容了。我也在上课的时候跟我的学生说，学习法学不需要太聪明，聪明的都去学习设立诺贝尔奖的学科了。诺奖学科的特点是跳跃式发展，新人完全可以另起炉灶，无视甚至推翻前人的体系，建立新的体系。法学则恰好相反，法学就是教义学的方法，需要不停地阅读案例，了解前人是怎么判决的。再往后一点点地推进。自然科学则是跳跃性发展，只要你能提供跳跃性的成果就能奠定你在学科中的地位。自然科学的研究者可以因为一个偶然被分配到的重要的实验步骤获奖，但是文科没有这个问题，完全是自己的阅读研究过程。总之，把法律人变成法匠，是教义学的第一个缺陷。

教义学就是承认现行法律是正确的体系，丝毫不能怀疑现行法的对错。只有在现有法条的框架下，小心翼翼地在立法划定的圈子里挪移踱步。出了圈就不是教义学研究而是立法学研究了，而立法研究恰恰不是法学研究的本体论，也不是法科学者所擅长。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研讨会，会上讨论了苏州的一个案例，一个工厂爆炸，大量工作人员受伤，鉴定是一级伤残。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只能要求雇主按月补偿，很多工人不愿意，故而和雇主私下达成协议，也就是不按月给付补偿款，一次性给付完毕。因为小工厂经营状况不稳定，时刻面临倒闭。列举这个案例的老师试图通过这个案例说明劳动法是可以协商的。但他所说完全是教义学以外的研究，这不是教义学的发展，而是在否认教义学体系的正确性。这不是典型法律人的思维。典型法律人的思维应该是检索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同时基于规定来进行解释。当然，我并不是说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思维，只是说这种不属于法律人思维的论证不是教义学研究，不能被视为法学研究的本体论。

只有提出了立法建议，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而单纯的对于既有的法官的判例做整理，发展了教义学，别人不会觉得你的研究是上档次的。这样，法律人会丧失社会上的优先地位，因为在大众眼中似乎只有提出立法修法的对策建议才是最重要的。

比如说经济法，程序法，是没有教义学的。因为其中很多纠纷是法院不受理的，那也就没有教义学。以前我和人民大学的一位教授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主张宪法学研究应当专注于教义学研究。我很疑惑，所谓教义宪法学研究的是哪国的教义学呢？我国也没有司法机关解释宪法的机制，那么教义学的素材是哪里来的？如果是从德国来的宪法案例，那不就是德国的宪法教义学吗？这位教授认为，教义学是不分国界的。我问，那么研究德国的宪法教义学的目的何在？但最后他也把我说服了：如果万一有一天中国有了类似于美国的普通法院受理宪法纠纷的机制，或是类似与德国的专门法院受理宪法纠纷的机制，这时候需要学界的理论积累，我们的研究成果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拿出来，这似乎倒是也有一些道理。另外，经济法的部门法政策性很强，往往也不进入司法领域，也难以形成教义学。这也是很多人不愿意研究经济法的原因，其更像公共政策的研究，很多并不是按照立法者或是教义学的思路进行。比如说在社保缴费领域，法条也明说了不办参保手续，法院才受理，而核定缴费基数或是缴费比例发生的纠纷，法院不受理，只能申请社会保险行政机关重新核定，若是不服的话，只能申请行政复议。说明在这个领域，完全是在执法层面，公共政策的选择。法律人是被排除在外的，只能陷入了公共政策研究，这并不是我们擅长的。再比如说北京大学的陈瑞华老师曾经说过，程序法就没有教义学，刑事诉讼法就没有办法开展教义学的研究。当事人提出的请求大多是对于实体法的请求，很少有对于程序法的请求，故而没有教义学研究的素材，无法开展教义学的研究。

。以前在法大学习时，在比较法的课堂上有过这样的讨论：为什么法律不太发达的国家在主动继受先进的法律体系时，都是继受了德国的体系？只有英国的殖民地国家，才继受英国的法律体系。因为英美法主要是判例法，法律体系的继受一定会伴随判例的继受，这意味着英国法庭的判例会对本国适用，这会损害司法主权，故而除了殖民地之外，没有国家主动继受英美的法体系。同时法国也有类似的问题。而德国作为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主要是立法，无损法律在本国的合法性。但是，如果在没有本国教义学的前提下研究教义学，也会把别国的教义学内容移植到本国的体系中。这会发生和判例移植同样的问题，就相当于把别国的司法判决地搬到自己国家来，这同样会发生合法性和司法主权受损的问题。比如说民法上说的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二分法，继受自德国法也就是继受了德国的教义学。再比如德国的宪法教义学认为社会国家是宪法原则，但是它没有内容。那么在德国如果申请社会救助，不能通过直接的诉请权利得到救助，在没有立法的前提下只能动用平等原则。这是德国法上的教义学，如果继受了德国的原则，那么就继受了教义学以及其相关的判例。这和继受英国法的判例没有何实质性区别。故而教义学的继受也会面临合法性的问题。

比如制度经济学上的概念，法学学者就不擅长。法律人擅长的是对于立法的解释。

虽然在研究生阶段，可以采纳多种方法，但是在本科阶段必须去教学生怎么去解释法律，如何把法条适用在个案中。所以第一个结论是：没有教义学是万万不可的。第二个结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信教义学也是万万不可的。鼓励学生探索新的领域时，只有教义学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仍然应该广泛吸纳其他领域的理论应用于法学的研究，然后在更具有社会效果的立法领域，发挥法律人的作用。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吧，我觉得教义学之于法学研究就好像金钱之于生活一样，有一句话叫“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相应地，我们也可以说

感谢娄宇师兄的精彩演讲，折射出浓浓的康德主义风格。我觉得位之后葛老师和薛老师的回应打了很好的基础。

师兄也通过了严格的三段论论证深深地伤害了我。法律研究教义学，没有判决就没有教义学，经济法没有判决，故而经济法学不是法学，研究经济法的人不是法律人。但是师兄的发言我有一项非常认可，就是在第二部分真实的职业资格的分析上。法律本身具有应然和实然的双重属性，通过法律概念的归属，把应然层面的判断和实然层面的现象联系在一起。这个人杀了人，是社会事实，这个杀了人的人应该被处决或是被关押则是法律的判断，那么怎么联系这两者呢？就应该通过教义学了。教义学就是法律的论证方法，和法效力产生的方法。同时也分析了教义学的危机：教义学使法律人成为了法官法的搬运工，通过整合既有判决形成体系，为了保持稳定性而产生了滞后性。最后呈现了带有浓浓的康德主义悲观的结尾。欢迎来自大家来自英国的，还有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老师对此提出挑战，也欢迎来自中国哲学的陈老师对他的本体论提出挑战，欢迎拍砖！

很抱歉，我以前对于教义学，没有任何的了解。也感谢刚才娄老师的讲解让我对教义学稍有认知，但是我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教义学是从宗教学转变而来，是对宗教的重要原则进行解释诠释的过程。如果是这样，那就不是从实践到理论的过程，而法学教义学过程恰恰是从判例中总结提炼出背后的规则，而规则和教义是有共通性的。我也不清楚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可是宗教的教义学是恰恰是从理论，从共同的规则，去分析具体的实践的路径，而非从实践到理论的过程。

教义学在宗教上是一种规范的设计。因为其没有一种在实践中实施宗教经文的机制，但法学有这样一种实施机制，包括司法机关的司法体系的整套设计。教义学的研究方法其实就是实证的研究方法。司法过程是因为先有判例，再通过对这些判例的解释形成了教义学的体系。教义学的路径是由立法的实践到司法的实践再归纳的过程。宗教的教义学研究是由规范直接指导实践，再到体系化的过程。但是在其体系中没有一个类似于司法机构的组织的。

：但是我的感觉也有所不同，我也试着通过中国教义学方面的例子提出以下自己的看法吧。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会认为《论语》是经典，《春秋》是经典。但是到了汉朝的时候，董仲舒会通过《春秋》的经典来判案，史称春秋决狱。实际上就是对于比规则更加抽象的儒家原理，原则的适用。他通过决断具体的事情是否符合儒家经典的内在释义，符合儒家经典的就得出结论，进而形成原理和方法。

您说的非常对，中国教义学本质上是形而上学，是自然法。但是，德国的，欧洲的教义学，来自19世纪的思想断代，最开始产生的原因是要和宗教对抗的。康德带领着汉斯凯尔森和耶林内克，高举实证主义法的大旗，与宗教对抗。他们的意旨就是，不能有人代表正义。所以才有言论高喊：法律独立于自然法，独立于道德。法的效力来自于其原则。

我基于自己对于教义学的理解，补充下各位的观点。

教义学的本质都是在询问正当性从哪里来？法律是询问应然的学科。比如说，我今天下午在这里研讨，和我今天下午应该在这里研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语句。如果说我今天下午应该在这里，就需要应然或者正当性基础：为什么我今天下午一定要到这里来？法教义学对这个问题的回应非常直白，我来这里和大家研讨，是因为法律规定我有义务这么做。经济学的解释从经济效用出发，说明我来这里可以使我的收益和效用最大化。哲学从个人意志，或者政治学从公共意志的角度出发，说明我来这里是某种意志的要求。具体而言，法教义学的解释很简单：我和主办方有一个约定，我有合同上的义务，所以我应该到这里来和大家讨论。法教义学是且只是回答应然或者正当性的一种方式，依据在于法本身的效力，谓之“教义学”（德语：Dogmatik英语：dogmatic）。另一方面，法律没有类似于君权或是神学经典的永恒正当性。它不能要求做错的事情，只能要求做对的事情。它不能改变事实，只能改变自己。于是这里就出现了另一个词，就是娄师兄提到的“诠释学”（德语：Hermenutik英语hermenutic）。大概意思是，法律规范无论能否得出公正的结果，法律规范都是对的，只能依据法律来办，但是这要求法官在事实和法律之间找到合适的变通点。比如说“人民”这个词，宪法中有“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那么什么是“人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人民”就被解释为“工人阶级”；而在现在，“人民”就被解释为“所有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这就是教义学。“人民民主专政”的教义不变，改变的只有“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与时俱进的解释。

那么我就顺着薛老师还有陈老师的看法来开始我的发言。非常感谢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发展中心的邀请以及陈老师和朱老师的远道而来指导工作，也感谢王老师的悉心安排。我迫不及待地想把我的观点抛出来，因为我的观点和娄老师是完全不同的。另外，我觉得我来讲法教义学也不太合适，因为我相关知识的积累还不足够深厚，所以我也想赶紧把我这块砖抛出来，希望能引出大家的玉。其实关于法教义学国内的讨论已经很多很多。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以苏力老师为代表的社科法学派与法教义学派展开论战。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在2017年，《北大法律评论》专门有一期以社科法学和法教义学的论战为主题。在2015年，《北航法律评论》有一期对德国法教义学文章的翻译，主要由我们的师弟参与。今年在法学期刊上也有好几篇关于法教义学的文章，像雷磊老师的《什么是法教义学？》，发表在2018年第4期的《法制与社会发展》上。十分抱歉的是，我知道这些文章，但是基本上没有研读过，主要原因是我不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这类文章对于我而言也有些过难，然而我在商法的教学和科研以及对于德国文献的阅读中，尝试对法教义学进行理解，今天和大家分享我对法教义学的非常不成熟的看法，供大家批评。那么回到刚才的争论：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在中国的论战谁赢了？这似乎尚无定论。但是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在论战之初，社科法学的文章非常容易发表，但是现在在相同的条件下，这变得很难。可能的原因是，社科法学容易发现问题，特别是通过总结案例发现问题，这是很容易实现的。然而，如何解决问题？社科法学往往很难给出答案。换言之，社科法学提出问题，但是它只能在社会科学的范畴内运行，无法放在法学的框架下，使用法学的方法解决问题。这时候就会面临怎样在法学的范畴内，解决这些被社科法学提出的问题的难题，而这恰恰就是法教义学所重视的。现在的法学期刊文章以法教义学居多，甚至很多法学文章在标题中就带有法教义学的字眼，这体现了我们越来越重视对法教义学本体论的研究。

接下来，我打算从法教义学的概念入手解释法教义学。

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教义：中国哲学有中国哲学的教义，经济学有经济学的教义，法学也有它的教义。法教义学就是对于法的本体进行研究和适用的科学。其之所以可以独立于其他的学科，独立于其他的研究对象，是因为它有自己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且可以自成体系。那我们再回到法教义学这个词，法的教义是什么？教义就是确定之观点，约束之公理，或是是德国法学者说的一般之理性，具有权威性。那什么是法的确定之观点，约束之公理，权威之理性呢？在法学中，我们可以通过对法律规范进行不断地抽象，抽象出确定之观点和有约束的定理，它们是平等、公平和正义。这些基本的公理和原则是法教义学本身吗？不是，它们是法的教义，而法教义学就是将这些教义——原则、定理和公理等，确定为具体的规则，转换成权利义务关系。在我看来，法教义学就是法学本身，这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观点。当然，这里的法学是指狭义的法学。英美法也是有教义学，我们的法教义学体现在具体的规范比如说民法典中，民法典的规则应该体现平等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中。而英美法的教义学体现在判例中，即英美法的教义学是通过这种判例整理出一般的规则，法官将这些教义适用于在具体的判案中，使它们具体化了。换言之，我们将这些教义以立法的、成文的方式具体化了，英美则是通过判例的方式。这难道能说美国和德国的法教义不一样吗？如果放到整个人类的视角上，它们是一样的，都体现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对于平等正义和自由的共同渴望。只不过方法不同，体系不同：大陆法系国家注重的是成文法，而英美法系国家注重的则是判例法。

我们通过诠释学的方法，将阐明基本教义的规则应用到具体的案件中，这也属于法教义学的研究内容。故而法教义学会产生两个分支，一个是实践的的法教义学，也就是将具体的法律规范应用到具体的案件之中；一个是科学的法教义学，研究的就是法学规范本身。另外，法教义学并不仅仅是规范本身，它还是一套概念的体系，通过各种概念将这些一般的理性，予之确定，并予以体系化。在一般的理性原则指导之下的法教义学体系内部不应该有矛盾，而应体现体系的自洽性，换而言之，各个规则之间不该有冲突。如果有冲突，则是法教义的转换过程出了问题。对法律规范进行体系化研究也是我们学者的任务。

这句话似乎令人费解，因为刚刚谈到法教义学超越了法律。举个例子：法律规定行人靠右走、红灯停绿灯行；那么规定行人靠左走和绿灯停红灯行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这条规则是法教义学研究的对象吗？当然是。这个规则背后隐藏着的教义是，社会必须在一定秩序下运行，以及法律保障个体自由的最大化和实现。如果我们都有序地生活，都靠右走，那么每个人的自由就可以最大化。这个规则是以法的教义作为基础。但是在转换教义的时候之所以转换成这种具体的样貌，靠右走、红灯停绿灯行，是政策考量的结果，这样的结果无法通过逻辑推导出来，这是法教义学和法规范并非完全相等的一个例证。法教义学和法规范之间还有一个区别，法教义学本身不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而法规范是。所以教义更多时候是一种理论上的研究，而法律规范的实行就必须依赖国家强制力的保障。我认为，法教义学和法学的关系，从本体论上来看，大致如此。而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其实是刚才娄宇师兄所讲的，如何把规范应用到具体案件之中，所以不再赘述。

法教义学为什么一开始是一个贬义词呢？这里存在着历史原因。法教义学起源于中世纪对罗马法的注释——后来发展成注释法学派，法教义学真正发扬光大是概念法学的功劳。概念法学要求建立一套概念体系，要求法典化。在将法规范和法教义适用于个案的过程中，法官不得有自己的观点和价值判断，因为所有的价值都已经在规范之中。这种僵化的法律应用和僵化的概念体系给社会带来了不良的影响，而僵化的概念法学，也遭到了自由法学、利益法学和评价法学的挑战。那么这样一个僵硬的贬义的法教义学为何又重新被强调？或者，法教义学何以能够得到新生？

而动态的法教义学则是不断发展的法教义学。这里首先要回答的是，法的教义是什么？前文提到，是一般理性，确定之观点，如自由、平等和公平等自然法理念。在成文法国家，这些教义体现在立法中，而立法具有滞后性。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社会对这些一般理性和确定之观点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发生变化。例如《德国民法典》起初曾规定妻子出去工作须得到丈夫的许可，这在那个时代是公平的正义的，但是现在显然不是。所以，如果我们秉持起初的、概念法学体系下的法教义学，即对一般理性的理解是确定的、不变的，法律适用完全是形式逻辑推演的结果。这会导致无论是同一时期或是不同时期，同案都必须同判。问题在于，在不同时期，理念发生了变化，民族精神发生了变化，适用之前的法教义则会导致不平等和不公正。而我所强调的我们动态的法教义学，即是反映动态发展的民族精神的法教义学。社会变了，人的观念变了，对法的教义的理解也就变了，具体的规范也就变了。

首先，要从立法着手。立法应准确地反映社会的发展变化。比如现在出现了区块链这种全新的领域，若导致人的伦理观和价值观发生变化，那么我们的法律规则也应该发生变化。其次，是司法层面，虽然如娄宇老师说，法教义学具有滞后性，社会的发展是快速多变的。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当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发生变化时，我们如何将旧有的法律适用到新的社会中。这涉及到法官对于法的解释和续造。我们通常会问立法者是谁？我们会说立法者是国家，但是我们也发现，立法者也包括法官或是有着类似权力的官员，法官对于法的续造也是对法律和法教义学的发展。再次，就是学者的研究，学者通过新型案例和社会情势变化的研究，也是可以发展法教义学。第四个要素是公众，公众通过形成的社会习惯推动法教义学的发展。这四个维度大体也是德国法学家齐佩里乌斯在其《法学方法论》中提到的影响法学发展的四个要素，这本书由金振豹老师翻译成了中文，是一本经典的法学方法论专著。此外，我认为还有另外一个要素推动法教义学发展，那就是比较法，即通过法律比较发展法教义学。通过以上五个要素，我们的法教义学就不再是僵硬的，不再是之前的教条和单纯的概念，法律规范在个案中的适用也不再是单纯对法条进行形式上的逻辑推演。在个案中，法官可以充分考虑和衡量法律追求的价值以及社会中变动的价值观。而法教义学最受批评的两个点，一是没有考虑个案的特殊性，二是没有和社会经验和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关联，则可以通过动态的教义学予以克服。司法、立法、学者、社会乃至比较法的研究，使僵硬的法教义学成为动态的法教义学，促进我国法学和法教义学的发展。

最后我想谈的是，法教义学和法学教育的关系。法教义学就是法学，是对现行法律规范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故而法学教育就必须首先关注规范。但法教义学并不仅仅是法条，它还是概念、理论和体系，它下启各个具体的制度，上接法律的原则和理念。因此，法学教育首先要传授教导的是法的教义、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公平、自由、平等。其次是法学理论和法学体系，即理论化和体系化地讲解反映这些基本价值的法律规范。再次，法学教育要教授法教义学的应用，即把法律规则应用到具体的案例之中，主要是法释义学。法释义学有很多方法，包括文本释义，目的解释，类推适用等，可能会涉及到在个案中的造法。但是法条在具体的案件之中的适用是很难在理论课堂上讲解的，主要是因为在课堂上讲授大量的法学理论会占用特别多的时间。我们虽然有案例研讨课，但是因为缺少统一的法律适用方法和对法律解释的训练，最后这些课都变成理论课的延伸。对此，我们可以借鉴德国的鉴定式案例教学。在德国大学的法学院，每门法学的理论课都会配套有案例课，老师或助教会教学生如何将规则应用到个案之中。这种鉴定式案例教学模式，可以很好地使学生理解复杂的理论，并能够训练学生理解法律规范和应用法律规范于具体案件中的能力，培养实践型的法学人才。在今天晚上我还主持一个研讨会介绍德国的鉴定式教学和将其应用在我们的教学之中的可能及困难，欢迎在座的各位老师参加。

因为，法教义学是一个动态的法教义学，社会的发展可能导致伦理观价值观的变化。我在教学过程中一直教导同学们：一定保持宽广的视野，不能仅仅把法学学习局限在法条规范学习本身，同时要进行广泛的阅读，并关注时下社会的发展和关注新兴的科技，这些对我们的伦理观和法教义学都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的伦理观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法学也要发生变化。但是，如果我们仍然秉持原有的观念，那就会发生对教义学的僵硬遵守，从而出现恶法和司法不公的现象。比如说在生物或是其他自然科学领域内的研究出现了目前我们伦理观上无法接受的现象，但是过了100年，也许我们对此会习以为常，我们的法教义学也随之发生变化。

以上就是我从三个方面对法教义学进行了一个浅薄的解读。首先是法教义学和法学的关系。其次是现在如何让法教义学焕发新的生命力？法教义学自有其生命力所在，关键我们是如何理解法和法的教义。虽然教义表面上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平等自由，但是我们每个时代对于平等自由的理解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应当发展动态的法教义学观念，以使我们的法学体现和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最后是法教义学和教学的互动，或是说教学的开展要符合法教义学的特点。以上是我的发言，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在第一部分什么是法上，平亮老师给出的回应是，法即是公理；而对于法学的定义，平亮老师说，法学就是将公理转化为权利义务构成的法律规则的科学，强调了法学的科学性。第三什么是法教义学呢？在这一部分平亮老师的论述则充满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在2:40的时候他说法教义学就是法学本身，在2：50的时候他说法教义学超越了法学本身。在3点钟他又说法学超越了法教义学，但这并不混乱。我首先解释，说法教义学就是法学本身是和娄宇老师说不同的方法论关注同样本体从而产生科学的现象是一样的。用法学的方法论研究本体所以产生了法教义学，我觉得这在初衷上你们并不违背。第二就是，为什么法教义学又超越了本身？这一部分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法律不仅仅来自于善的知识，更来自于善的实践，包含着实践理性。法学超越了法教义学是指，人的主观通过反思进入了客观普遍性的过程，这就是黑格尔的过程。观念不断流变，而公平正义的理念不变。所以，一言以蔽之，总结平亮教授的发言，法教义学就是法的精神的自我扬弃。我看到娄宇教授也一旁也跃跃欲试了，那么有请娄宇教授。

在讨论之前有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是，我们讲的到底是在方法论层面的教义学，还是法律规范内容上的教义学？像平亮刚才讲的是内容方面的教义学，这是教义学是一种非常开放的，广泛而包容吸收人类各种公平正义理念思想形成的体系。我讲的带有悲观性的事物是方法论上的内容，方法论首先就必须是价值中立的。从价值法学这个层面上，作为一种方法论的价值法学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归纳整理判决中体现的法官的意见不能带有任何价值判断才能整理成教义学的体系。一旦带有价值倾向，就变成了立法学与社科法学的研究了。正如我在我刚才的例子中，雇主可以对雇员进行歧视的理由可以是性别，国籍等等。但是不能包括带“等”字等具有任意性，这些任意性的条件不能成为反歧视的理由。因为这其中蕴含着一种价值判断，那就是现实生活中劳弱资强的状态，国家需要通过立法进行纠偏，想把他们变得平等，故而原则上劳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法律关系，而由于自然状态下形成的不平等的事实，国家需要通过立法来进行修正。但是，纠偏是平等状态的修复，不是矫枉过正，更不是用一种不平等来代替另外一种不平等。故而，对于歧视的法律规定使用列举的方式。当然了，这也不是教义学，这是立法的选择。

而方法论教义学，则是类似于刚才歧视案中对于“决定性”“重要性”的判断标准，是法官在具体的案件判决中适用真实职业资格整理出来的一套内容。

立法层面的，立法者的价值判断不叫教义学。如果那也叫教义学的话，虽然法律人能做的事情变多了，但是法律的专业性就收到了打击，对于生活的个人理解也被带入到了课堂上，缺乏了思辨性的事物，法律和民间科学没有了实质性层面的区别，降低了社会科学的门槛。生活的经验不能当做一种知识来传授给学生。

在第二个层面，我也是完全赞成的。

比较法上的研究方法应该还不是教义学，应该属于立法学研究，带有实证方面的因素。比如说去判断英美法上的某个制度有利于保护受害人，德国法上的某个制度有利于交易的安全，承认现有的状态。这都带有价值判断。如果直接把它们带到中国来，对他们进行借鉴，是一种价值判断，这不是教义学。教义学必须立足于本国立法对于本国的判决。所以我一直的意见是如果没有案例，没有判决，或是判决的理由不够充分或过少，则作为方法上的教义学，就会失去素材，进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地。

看来我们两位老师在没有根本分歧的前提下已经吵得“不可开交”，娄老师说的好“有问题要研究，没有问题创造问题也要研究”那么时间也有限，就先不点评，接下来有请薛童老师带来他的精彩发言。

那我也接着两位老师的话题继续。按照我的理解，先不说法学是什么，法学研究需要社科法学。

正当性从法律条文的规定中来，而非通过其他学科的理论。法教义学就是为所有请求找法律上的正当性基础。你的请求得到尊重，不是因为你认为你的要求是对的，而是因为法律规定必须如此。至于为什么依据哪个法条，就应该放在请求权基础的领域去寻找依据，请求权基础、管辖权基础等等，都是在分析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

我自己的话题本来是想集中在法学院的教育方面，我自己实践了几个学期的德式案例课，有自己的心得体会，但实在忍不住我还是继续回应下法教义学这个话题。按照葛老师的宏大叙事：法是什么？我们继续接着主持人的话头，亚里士多德把知识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规律（拉丁：Theoria），诸如物理和数学的知识；第二为技术（拉丁：Poiesis）指的就是我们如何把规律应用到具体问题的解决中，第三就为实践（拉丁：Praxis）其表达是在众多行为中选择出最为恰当，最为公正，最符合善的。那么我们法律也基本上就是这个方面的工作。公正和善不像自然规律，不是永恒的普遍适用的，而是随着情景不断变化的，所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法就不是科学。法是什么呢？再引用一个西塞罗的名言“法是关于善和公平的学问”，在此他同时提到了善和公平。葛老师说法的内核是稳定的，不冲突的，但其实不是如此。如果你去问一位宪法学家，他会告诉你宪法中各项价值例如善和公平是存在冲突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上山摘了五斤果子，然后下山看到一个人快要饿死了。那么法律让不让我把果子给他呢？首先涉及到公平问题，果子为我劳动所得，给或是不给，都是出于我自愿。但是西塞罗说法律也要出于善，把果子给他属于善，不给不善。那么此时就涉及到法的作用。法律就是将这些价值进行权衡排列，形成规则。法把立法者或是民众的共识凝聚起来，把规则或者先例组织起来，确立了既有的规则体系。这个规则体系会出现问题，一定会出现问题。那么我们就从诠释学出发，处理公平平等和自由之间的永恒的冲突。法因为是普遍适用众人行为的规则，那么对于其的解释也要求具有一贯性和一致性，这也是需要法的原因。如果人工智能可以为你计算出在每一种具体情况下的合理和正当的行为，或是计算出你的行为是不是有过失。那我们也可能真的就不需要法律了。有的学者研究人工智能提出可以通过大数据基于你以往行为的把你的过失或是注意义务算出来。那么这个时候法教义学也就完全没有意义了，这完全是量化的数据计算的过程。法教义学存在问题是因为，法律存在不确定性。法学院老师说你为什么坐在这儿上课，你当了律师之后为什么会赚钱，都是因为法律具有不确定性。律师通过法律论证，给当事人和法官解决具体问题。这是我的理解，规则是人类共同生活所必要的，法即为法教义学。

我还想回应关于社科法学和法教义学的讨论。他们的讨论处理的关系是规则和规律的关系。讨论意义在于法学研究应该如何进行，而不是法律如何实施。法律如何实施永远是法教义学的问题。但是法学是什么？这就会有法社科的法学和法经济学之类的法学。实证的研究和法经济学研究等都可以给请求或规则提供正当性基础，而教义学就是找实在法的基础。在大陆法系中就是如何解释法条，构成要件是什么，予以动态解释。而在普通法法系中，如何区别对待先例，若先例和本案不同，则不同判。这些本质上都是法律实施运行的过程，没有太大区别。在法律实施中，法就是法教义学。在法律研究中，法学却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法教义学不排斥其他研究方法。给外界留下的印象是大陆法系喜欢把法教义学放在嘴上，普通法的则否。法教义学在欧陆为什么重要，因为欧陆是成文法，需要维护体系的重要性。而在英美法系法律是线性发展的，也要抽取事实，形成规则，应用到接下来的事实中，故而也是离不开教义学的。去英国，香港，澳大利亚法学院他们也会看到教义学。只是在美国的精英法学院，他们宣称自己不研究教义学，他们只研究法律应该是什么样，这是他们的风格。但其实法律就包含着教义学。

我自己想讲的其实是法教义学教育的问题，关于法律教育的改革，无论是学界大咖还是普通的青年学者都有自己的意见想要表达。

关于美国法学院的讨论很多，但我的观点是也可以参看大陆法系的大学，看他们是怎么培养学生适用法律能力的。德国大学给所有的讲授课配置案例和研讨课，这不是德国人自己的创造，而是源自最早的大学，中世纪博洛尼亚大学在教授法学时“讲授课（拉丁：lectura）-研讨（拉丁：disputatio）-练习（拉丁：repetitio）”三位一体的模式。先是老师讲授，再是同学们研讨，再通过案例研习来解决具体问题。这种模式也不只是德国有，英国，香港，瑞士以及其他大陆法系国家，都有1:1配给的类似案例课和研讨课。那么练习课解决的就是中国法学院没有解决的问题，适用法律写案例鉴定报告（德语：Gutachten）。德国法学生不会漫无目的地看书，课后学生都在图书馆写东西。写作的方式是在两个法系可能不同。德国的鉴定式写作不见得是欧洲通用的，据我考察在德语区的奥地利、瑞士以及其他欧陆国家也不是如此，但是案例写作练习是普遍的。我们的司法考试，主观题写案例也就是15句话就结束了。但是在德国的考试中会让你一个案例写十三四页，一个下午。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会知道法条是什么，也知道法条在案件中应该得出什么结果，也知晓如果不能得出恰当的结果时应该怎么解释法律，完成了对于从规范到事实再从实施到规范的流转。还有最后一点补充，就是法学教育和实践教育的分工问题。诸如法大的研究生在研二就出去实习了，那么我们的法学院能否提供实践教育，适用法律的技能。显然是可以的，适用法律和解释法律的技能无论在法院，检察院或是律所都是一样的，都是从规范到事实的过程。只是在法学教育的过程中不需要考虑事实、证据的问题，这些是工作以后在实践中学习的。法学院内部可以教授智能技能（Intellectualskills），从事实到规范，再从规范到事实的技能。我不认为需要模拟法庭和诊所教育，虽然诊所教育在很多国家都很风靡，但是效果好不好各有千秋，但是实践教育也需要智能技能的培养为前提。总之我们学生缺少写作和案例的训练，缺少适用法律的技能。这个技能是律所和法院没法承担的，只有法学院可以，所以我觉得可以回到中世纪的传统，一比一配比地开设研讨和案例练习课程。我说的就这么多。

作为主持人，我必须表扬一下薛童老师，因为在这么久的探讨中他是唯一点题的。当然，前面的老师们也没有跑题，都是在做铺垫的工作。如果给薛童老师的演讲拟个题目的话，可以借用一下哈贝马斯的书，流转于事实和规范之间的法学教育。薛老师的第一个回应是：法是运用理性形成规则调和价值的过程。这里薛童老师重点划分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理性和后来笛卡尔与韦伯的工具，我想之后陈应琴老师也会有所回应吧。第二就是，再次强调了法学就是法教义学。接下来就是，法学教育的所承载的使命，就是从规则出发再回到规则的使命。如果我们从事实出发，再回到事实，就使用的是其他学科的方法，则失去了法律人的根本。非常感谢，请大家进一步讨论。那平亮老师有何高见？

：简单说下我的感想。因为我的学识不是很扎实，对于这方面的理解也比较有限，还望大家海涵。我还是想说说法学教育的问题，在这方面我有一点儿自己的体悟。我想讲的是德国的鉴定式案例教学。正如薛老师所讲的，德国法学院的课程教学是配套的，有一个理论课，就会配套一个案例讨论课。案例大多直接来自于实践，或是由案例改编，有许多广泛应用于教学的经典案例。我们要进行鉴定式教学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没有这些案例，没有通过长期的法学教育发展总结出经典案例。鉴定式案例教育首先是教导学生如何寻找规范和请求权基础；其次是在找到请求权基础之后如何将其应用到具体的案件中，也就是涵摄和归入的过程；最后得出结论。这种方法看似很简单，其实是很困难的。首先是经典案例的收集，这些案例应该能够准确反映社会现实以及与我们教学的知识点配套。第二是寻找请求权基础的困难，因为我国立法的不完善和法条本身的缺陷，导致同一个请求权可能存在好几个规范基础。第三，相关师资力量的匮乏，在国内能够开展鉴定式案例教学的学者较少。第四是司法考试的导向。虽然现在的司法考试越来越重视案例——现在的考卷中除了理论题之外，客观题也都是案例——但是重视的程度不够，司法考试的案例仅仅是对于法条或是知识点的记忆性的考察。这是我认为的在推行案例式教学中可能面临的第四个困难——如何协调我们的法学教育和司法考试的关系。虽然有这些困难，但是一些学者已经展开鉴定式的案例教学。我听说西政的黄家镇老师一直在从事鉴定式案例式教学，从事鉴定式案例教学的还有北大的葛云松老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张家勇老师团队和华东政法大学的金可可老师团队，当然还有我们法大的田士永老师。我们都面对相同的困难，因此也希望和建议西政在陈老师的倡议下与法大就鉴定式案例教学展开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

薛童老师提出，案例教学的工作量是极为庞大的，这和当下我国法学教育师生比也有关。娄宇老师提出了可以参考外国的终身讲师制度，以激励更多的教师把自己的精力投入课堂。陈应琴老师认为，可以做慕课化的尝试，把一部分讲授课的内容放到课下，从而提高课堂的质量。座谈于下午16：30在热烈的讨论中落下帷幕。

内容来源|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发展中心

底图设计|徐超然

LOGO设计|高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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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户籍（祖籍）为当地或长期在当地生活工作的有德行、有才能、有成就、有声望而深被当地民众尊重的贤达，其事迹能够充分反映良好道德品质和时代文明风尚，对当地人名有较大的教育、激励和鼓舞作用。

赵仁义是镇江新区平昌中心社区宜乐苑党总支书记。作为一名先富起来的党员，多年来，他真心实意的为身边群众服务、为社会造福。致富不忘身边的困难群众，积极回报社会，关心弱势群体，以不平凡的作为感动着父老乡亲，以仁心好义的行动彰显了新时期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怀。

2003年4月，赵仁义自筹两万元资金，创办了仁义工具制造厂，经过多年发展，如今已拥有600万资产的厂房、办公楼、机械设备，营业收入超过400万元。红光村和兴隆村两个村子每每修桥铺路，赵仁义总是率先捐款；兴隆村沟渠堵塞，赵仁义爽快掏出数千元清淤。儿童节捐助、教师节慰问、老年协会募捐，为白血病患者和困难户募捐总要比别人家多捐一点，至今已捐款100万元。

姚桥镇庄基村人朱方桂记得，自己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是赵仁义支持自己做起生意，赵仁义拿出两万元，还从市焦化厂帮他找了技术指导，并介绍了后巷一家厂300平方米的房屋翻修给他，从此朱方桂正式开始了屋顶防漏的生意，改善了生活。

还有从丁岗镇嫁到姚桥镇的吴春兰，守寡在家又身患绝症，无人照料。赵仁义听说后从厂里派车把她送到医院，并掏钱让医生给她好好地检查、诊治。左邻右舍看到赵仁义的举动，也都深受影响，在日常生活中都会给吴春兰送去关心和帮助。吴春兰在临终的时候说：“赵仁义是好人，不是他给我买药、打针，我早就死了。”

家住镇江新区平昌中心社区新润苑社区的小朱，因迷恋上网不愿出去寻找工作，导致生活十分艰难，就连他奶奶去世，也无钱办理丧事。赵仁义获悉后，主动跟家人商量，出资帮助小朱为奶奶办理了后事，并多次上门做他思想工作，最终说服小朱到自家工具厂上班。

十多年来他先后资助了李华江、陈克让、陈中慧等16位中小学生完成学业。这些学生有的是贫困单亲家庭，有的因为父母无固定工作家庭生活困难，有的因为家遭火灾，有的因为突发交通事故而无法求学，他们只要找到赵仁义，都能无一例外的得到帮助和支持。徐飞的母亲残疾，父亲没有固定工作，开学的费用压得全家喘不过气来，得知赵仁义扶贫济困的事迹后，徐飞的父亲含泪找到赵仁义得到了帮助。2005年，徐飞被知名大学录取，赵仁义又帮他解决了大学学费。为此，赵仁义多次受到县市表彰，还被评为省市县“春蕾计划”的先进个人。

在姚桥敬老院成立时，赵仁义送了3台彩电，又捐款5000元。老年协会搞活动，赵仁义既出钱又出力，还为老人添置服装，购买行头。逢年过节，他都会大包小包地带着东西前来看望，给老人送去生活用品和保健品。“物质敬老”是一方面，他还连续7年为姚桥镇的庄基、兴隆、石桥等10个村的老年协会和镇老年公寓订阅《新华日报》、《镇江日报》，为老人送精神食粮，进行“文化敬老”。7年来用于老年协会订阅党报的费用约3万余元。

为更好的与镇域范围内的其他企业进行交流，帮助姚桥企业发展，赵仁义积极加入了姚桥商会组织，成为一名副会长。他积极带头缴纳商会会费，参加商会的慰问拆迁一线人员、致富不忘乡邻，在金融危机导致许多企业倒闭、工人纷纷下岗的情况下，赵仁义不仅没有减员，反而新招20多名工人，给员工加薪，买双份工伤保险，给年纪大的职工额外买养老保险。还为其他企业的信用贷款进行担保，发挥了一个会员企业在商会的应有作用。

2016年9月，在赵仁义的倡导下，一群热爱艺术的人，走到了一起，成立了“仁义艺术团”。自艺术团成立以来，他们在新区范围内成功举办多场公益义演。并先后在姚桥镇举办5期“庆七一迎接党的生日”唱红歌比赛。每次平昌中心社区举办慈善捐款文艺活动，都会看到这个艺术团的身影。

赵仁义坦言，很多人都说，困难的人多得很，帮是帮不完的，可自己并不这样想，“没有过不去的坎，生活最为困难的人，帮一个就会少一个。”赵仁义同志作为一名普通的社区党员干部，一名普通的企业家，一名普通的公益爱心人士，践行着不普通的价值观。是新时期企业家的典范，更是新时期党员的模范。

2006年赵仁义被镇江新区评为“十佳自主创业明星”。

2008年被市劳动局评为“返乡自主创业明星”。

2009年荣获江苏广电总台城市频道“零距离公众服务大奖”。

2010年被中央文明办评为“中国好人”。

2010年被评为镇江大爱之星。

2014年，镇江市优秀共产党员。

2015年，被江苏省政府评为江苏省优秀企业家。

2015年，被评为年度镇江市优秀群众文化辅导员。

2015年，镇江市优秀共产党员。

2015年，镇江市优秀人大代表。

2016年，感动镇江十大人物。

2016年，获得江苏省全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我要做到，富而思源，不忘父老乡亲、富而思报，行善积德、富而思国，服务社会。

张宝忠同志从1987年建厂至今一直信守承诺，讲诚信、讲奉献，他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贯彻和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用行动谱写着华丽的人生篇章，践行着诚信诺言，履行着一个企业家、一个会长、一个人民代表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在新区东三镇，只要一提起张宝忠的名字就会不约而同竖起大拇子，称赞“乡贤能人”。

一、依法经营，把讲诚信贯串落实在经营管理的全过程

他按章纳税、以德经商，他讲求信誉、坚守职业道德、他始终把员工利益放在第一位，维护员工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招录员工依法履行告知义务，不搞欺诈、不搞就业歧视。

劳动合同，严格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

在工资分配上建立了工资集体协商签约机制，借助工会组织平台合理确定劳动定额和计件报酬，履行法定程序，工资每年按10%以上幅度提升，在工资支付上，定期按货币形式发放，并确保员工应得工资和加班加点，伤病等情况下工资足额发放。

在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安全卫生、女工保护、社会保险、职工福利、员工培训、规章制度订立等等方面都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执行，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和程序。他说到做到，把以人文本，善待员工落实在经营决策和实际工作行动中，每年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订立集体协商合同和女工特殊保护合同、员工工资每年按10%以上涨幅提升，每年组织员工外出旅游参观，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号召和组织员工读书学习、对员工进行三级教育培训、开展劳动竞赛、组织技能比拼，为全员办理社会保险和大病互助保险，对困难职工进行照顾慰问，所有这些已形成了制度化、常态化和规范化。

二、对客户重合同守信用

他从不做虚假广告和宣传，而是讲诚信、讲信用、讲原则。“与丹高合作，我们开心，与张宝忠打交道，我们放心，这么讲诚信、守信用的企业和人——少”。这是客户和供应商给出的评价。

张宝忠及其企业，从不采用不择手段，以大压小，或以次充好，欺诈用户和顾客，也不搞哄抬物价，对所有外来客户外协单位，不管是大客户小客户，不管是大业务还是小订单，也不管是老总或普通办事员，都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还主动协调和解决有关问题，千方百计履行合同条款，千方百计信守承诺。他的经营之道是靠合理的产品价格，过硬的产品质量，主动及时的服务，凭货真价实的真本事参与市场竞争，不仅如此，他每年还安排专人走访客户，主动征求用户意见，进行持续改进，也正因如此，才使客户的满意度逐年提高，客户有效投诉逐年下降，使企业发展到年产近亿元产值规模，得到广大用户、供应商如此高的评价，应该说，一切都源于他坚守诚信的应得回报。

三、讲诚信，兑现承诺，富了不忘回报社会和人民

张宝忠是新区民营经济协会会长，京口区和丁岗镇人大代表，他经常这样讲，我们这一批老板，大家心里都明白，如果没有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新中国，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和党的好政策，如果没有广大员工的团结拼搏、辛勤劳作，就不会有我们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我们之所以能存在并发展，还不是靠社会营造的良好环境，靠员工创造的物质财富，因此，我们要感恩社会、感恩员工，要用实际行动回报，而依法经营，按章纳税，扩大就业就是最大的回报，帮助困难职工，捐助弱势群体，为社会公益事业捐款捐物就是最好的回报，是我们企业家我们的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他不仅要求别人这么做，自己首先做出了楷模。至今他个人包括企业累计捐出的钱物达二三百万之多。茅山老区兴师助教、东三镇的群众修桥造路、学校的改扩建、幼儿园的开学、老年协会、民间书法书苑、钓鱼等公益活动经费、资助烈士子女上学的全部经费等等，可以说，在新区大路、姚桥、丁岗一带，谁家有困难、得重病、天灾人祸，有闯不过的关，过不去的坎，只要找到他，从来没有个“不”字。

他五加二、白加黑、吃苦在先、事事带头，名副其实的劳模，员工歇斯底里都在说。

在镇江东乡，张宝忠讲诚信、守信用、热心公益事业是出了名的。

他是一个最讲信用、最讲道义、最舍得奉献、最能慷慨解囊、乐于帮助别人的人，是一个最值得敬重的人。

公益慈善的天空星光灿烂，慷慨解囊的先锋就数宝忠。

“他的真名叫诚信之星”。

从他近年获得的荣誉奖状就是最好的例证。

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镇江市劳动模范、江苏省第二届百名诚信之星、镇江慈善奖、最具爱心捐赠个人、入选镇江好人榜等。

全省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镇江市劳动模范、镇江慈善奖最具爱心捐赠个人、省第二届百名诚信之星、入选镇江好人榜等。

来镇打工10年多，租住小区车库，靠收废品为生，上有老下有小，尽管生活并不宽裕，可他却富有爱心，特别愿意帮助残疾人群体。提起个中缘由，除缅怀已故有肢体残疾的老父亲外，他说自己不喝酒不抽烟，总得找个业余爱好。

一名小伙子匆匆来到位于南徐大道的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得知这里就是市残联新的办公地点，满头大汗的他掏出1000元钱塞给工作人员。“小伙子很腼腆，只说是助残日快到了，他爸让他来捐款，帮助残疾人。”尽管因紧张而语焉不详，但当小伙子报出父亲名叫汤泽念时，工作人员立即想起那个在镇江新区打工的爱心“破烂王”。

“这已不是他第一次给残疾人献爱心了。”据工作人员介绍，由于汤泽念家境特殊，担心盲目捐款，市残联最近曾做过了解。汤泽念老家徐州邳州，带着一家老小来镇打工已有10年多。“其实，人近中年，他负担挺重的，母亲80多岁了，他和妻子孙师傅育有三个孩子……”目前他们租住在镇江新区银山鑫城。两间租用的车库既是经营废品收购的门面，也是一家六口的家。家里最大的孩子就是那个送捐款的小伙子，随母亲姓，名叫孙晨晨，现在在无锡当义务兵。

尽管如此，汤泽念却时常为别人特别是残疾人慷慨解囊。“这两年，他时常接济一些困难邻居。小区里有位腿脚不便的老人，老汤逢年过节几乎都要去送钱送物。”其实，早年在老家邳州时，汤泽念就非常关心残疾人，经常到当地残疾人康复机构义务劳动，还常常把家里种的蔬菜送给残疾人。每年都向市残联捐款1000元，向社区特困老人捐款1100元，同时也经常向社区，大港民政捐款，并热心帮助社区内的残疾人

他的父亲汤士荣曾是一名老兵，淮海战役中负伤落下肢体残疾，直到年近四旬才成家。“我知道残疾人的苦，每每看到他们，我就想起父亲晚年，想要抱抱孙子却很困难，阴天下雨老伤复发疼得直冒冷汗，汤泽念哽咽着说，如今父亲已去逝多年，帮助残疾人也算是对老人的缅怀和尽孝，不但自己会一直坚持下去，还会带动家人参与进去。安排儿子孙晨晨去送捐款正是想培养孩子的爱心。记者从市红十字会获悉，孙晨晨早已积极参加爱心公益活动，如今是市红十字会“0511爱心家园”团体的一员。即将赴外地入伍的他又匆匆来到市残联捐款，报名加入助残志愿者队伍，表示要将爱心留在第二故乡。“我爷爷以前就是军人，也正是打仗受伤，落下的残疾。”小孙说，因已故爷爷的原因，他和家人与残疾人有着特别的亲近感。崇拜爷爷的他也特别向往军旅生涯。不久前，在家人支持下，他应征入伍在无锡服役。“虽然到了无锡的部队上，可能不方便回来参加活动，但我可以捐款。”小孙表示，自己和父亲一样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网络游戏沉迷等不良嗜好，到部队后会注意节俭，把津贴补助尽可能省下来。“我想结对一个残疾人困难家庭，最好有小孩在上学的。”经不住小孙的再三请求，市残联工作人员最终同意接受小孙成为一名志愿者，市残联理事长印明为他颁发证书和胸牌。认真记下市残联及联系人的详细联络方式后，小孙喜滋滋地与大家道别。

汤泽念听说社区有一位倪姓残疾朋友家庭困难，便主动到社区要求结对。他包揽了倪家的全部水电费，今年还掏了4000多元为他的孩子买了台电脑。对捡来的衣服，他洗洗晒晒，如果发现有更困难的人，便拿出来送给他们。

汤泽念的父亲乐于助人的高尚品德，至今影响汤泽念很深。在故乡，汤泽念常将做好的饭菜连锅端到学校里去，让那里的残疾孩子用餐。2004年邳州希望之家赠送给他的一面“勤劳致富，爱心助残”的锦旗，一直被他保存着，汤泽念说“这面锦旗时刻都在对他鞭策和鼓励着！”。

有人说他傻，自己生活都很清贫，为何还要帮助别人？汤泽念的回答很朴实：“他们比我更困难。我有手有脚，能动会挣，尽管生活不宽裕，但帮助他们是我应尽的义务。”

31年来，汤泽念一家曾先后帮助过所在社区、村组内的10多位残疾人。来镇后，又先后向市残联、慈善总会等捐款1万余元。

银山社区主任孙国生感慨道：“老汤对自己很抠，但对困难人群却很慷慨，往往一两百地掏钱，那都是从他牙缝中省下的钱啊！”

因为他的爱心，汤泽念曾被镇江电视台、新区电视台多次采访，并荣获2012年度镇江慈善奖最具爱心行为楷模。他坚定地承诺：“今后将继续帮助困难人群，直到不能做了，让孩子接着干！”

2012年11月1日，荣获镇江市“镇江慈善将”

2015年：荣获镇江市文明办入选“镇江好人榜”

2015年5月壹周新闻荣获镇江慈善奖。

他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党员，他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没有壮志凌云的豪言壮语。他默默地坚持做好基层工作，他虽然事务繁忙，但他为留村村所做的贡献，却不得不让所有班子成员、全村村民敬佩！他曾被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非公经济组织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全市获此殊荣者仅3名，他是新区的唯一。他还在第三届全国敬老爱老助老表彰大会上，被授予“全国孝亲敬老之星”荣誉称号。他以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名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了农村其他工作者，为新农村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聂鸣今年67岁，1982年办厂，他饮水思源报党恩，致富不忘众乡亲，积极吸纳本村困难家庭村民就业，每年都出资修路便民、资助贫困群众。1993年入党后，他不忘党员和企业的双重社会责任，个人出资2万多元筹建村老年活动室，资助举办全镇“留塑杯”农民文化艺术节等。他于2001年当选为留村村党支部副书记，后又高票当选村委会主任。他在基层岗位上默默奉献，村里的各项工作成绩显著，先后多次被上级党委、政府表彰为先进集体，并获得镇江市生态村、江苏省文明村等殊荣。他多年来未在村里领过工资，却无偿资助因车祸致贫的学生读完中学、大学。2010年村民殷强生患尿毒症，聂鸣和村支书带头分别捐款3000元，并发动全村党员为其捐款15000元。

万顷良田一期工程拆迁进场时，一农民家的房屋需拆迁，却抱抵触情绪。聂鸣多次登门谈心，即做好疑难户思想工作，同事主动关心其家庭困难，在他苦口婆心开导下终于签约。一拆迁户丈夫病故，儿子上学经济拮据；一村民妻残疾、女儿上学及生活困难，拆迁所涉问题复杂，工作难度大，聂鸣了解到两户的难处，当场承诺由他承担每户3000多元的子女学习费用，拆迁疑难户终被感动及时签约搬家。聂鸣用真情与爱心在拆迁户与政府之间架起了一座座“连心桥”。

他先后被全国老龄委、民政部、教育部、光电总局、团中央和全国妇联授予“全国孝亲敬老之星”、省“十佳孝子”，获得区“十佳党员”标兵、镇优秀党员、区镇人大代表等荣誉。诸多殊荣是各级组织对她的评价和认可，而村民自编自演“夸夸咱村的好村长”节目，则是朴素的父老乡亲对他无私奉献和高尚人格的最高褒奖。他赢得了老百姓含金量极高的口碑，并以其人格魅力赢得了各界人士的尊敬；他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党的先进性，谱写了一曲曲感人的奉献者之歌。

“全国孝亲敬老之星”、省“十佳孝子”、区“十佳党员”标兵、镇优秀党员、区镇人大代表。

走进茂华村，问起蒋正权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是我们村的老村长、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但其背后却蕴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它记录了这个家庭生活独立自强、尊老爱幼的一段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一、爱岗敬业、工作楷模

蒋正权，男，出生于1955年3月，199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茂华村村长、委员等职务，现今担任茂华村老年协会会长。在茂华村的数十载工作的日子里，从村团支部书记干起，直到后来担任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会主任，2015年底退休，他工作始终兢兢业业、不为名利、平易近人，一心为全村村民排忧解难，协调各种矛盾纠纷。始终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模范性、榜样性力量和标准挺在前，处处以身作则、雷厉风行，不折不扣的完成上级党组织交办的各项中心工作，曾先后获得区镇“调解工作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人大代表”等荣誉称号，为茂华村数十载的稳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尊重老人，孝敬父母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常言道：“人生五伦孝为先，自古孝是百行原；父母恩情深似海，人生莫忘报亲恩”等名言在蒋正权同志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他上有85岁的老岳母、下有不到4岁的小孙子，孝敬父母数十年如一日，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任劳任怨。在外工作他是一名称职的村干部、在家是一个好女婿、好丈夫，他把工作之余的时间都留给了家人，特别是85岁患有老年痴呆的老母亲，无法行走，生活不能自理，行动不灵便。对蒋正权来说，照料父母是头等大事，他从不嫌弃，再苦再累都能承受。一方面打理家庭生活，另一方面坚持照顾年迈的父母。起早贪黑，忙里忙外是他的生活常态，常常一天的忙的顾不上自己。但从来没有埋怨过，各种生活琐碎也被他安排的井井有条。

二、率先垂范，争取楷模

⒈生活俭朴。蒋正权与妻子物质生活追求淡泊，不慕新潮，不摆阔气，从不浪费，提倡节约，精打细算，用之有度。他们还经常教育女儿一菜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在他们的教育下，孩子们衣着朴实大方，从不大手大脚乱花钱，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⒉严于律己。为了以言行影响儿女，为孩子们创造良好的成长氛围，夫妻俩在家讨论家务事，总是以公序良俗和法律法规为标准，努力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不行。他们从不玩牌赌博，不搞封建迷信，不作违法乱纪的事情。

⒊敬老尊长。对老人他们十分尊敬和孝顺。不仅在生活上予以照顾，家中大小事也征询他们意见，使他们觉得受尊重，在家里有地位，因而心情开朗。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他们的儿女礼貌懂事。

三、家庭团结，幸福和睦

蒋正权的妻子蒋芹英是一名家庭主妇，在她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几十年里，夫妻俩始终做到了互敬互爱、相敬如宾、宽容并济、荣辱与共，夫妻间从来没有红过一次脸、吵过一次架。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她承担起了家庭所有的家务，并时常对当上村长的丈夫多吹枕边风，警惕不要滥用职权、跨越红线，高调办事、低调做人，常常督促其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真正做到在外工作一身正气、在家生活两袖清风。

常言说的好：家和万事兴，蒋正权一家之所以和谐，简而言之就是做到了：真诚待人、尊老爱幼、和谐相处、互敬互爱，完全体现了“宜风新貌、和谐茂华”的生动诠释。

新区“调解工作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人大代表”。

谭荣生董事长1992年年底亲手创办了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由镇江市东方制冷空调设备配件有限公司整体变更），长期领导着东方电热在创业的征途上不断前进、不断发展壮大，并取得了骄人的业绩。2011年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股票简称“东方电热”。目前，东方电热下辖一家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八家全资子公司和5家分公司及办事处。2016年东方电热总资产27亿元，员工逾千人,销售额9.37亿元,利润8676万元,上交税金7500万元。预计2017年整个集团销售额可望达到20亿元，净利润达到1.5亿元。

为了将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于2013年成功收购了江苏瑞吉格泰油气工程有限公司，并于2013年4月至2015年6月，前后27个月，新征用工业用地200亩，新上了“东方电热全资子公司——江苏瑞吉格泰油气工程有限公司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打造了一个生产能力强势、绿色生态配套的崭新厂区。2016年底东方电热以现金收购及增资方式取得江苏九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向通信光缆专用高性能铝塑复合材料及动力锂电池延伸，制造规模迅速扩大，发展速度稳中求快。

他坚持以诚待客、合法经营。在生产经营实践中，一直把企业的诚信放在重要的位置，他还注重品牌建设，实施名牌战略。公司从1999年起就被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为“重合同守信用企业”、“江苏省AAA级重合同守信用企业”，2008年起被国家工商总局授予“全国重合同守信用企业”。公司“坦克”牌注册商标2004年被认定为“江苏省著名商标”，2011年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正是由于他的真诚为企业赢得了稳定的优质客户群和广大的市场。全国空调行业的前十大企业都是东方的关系密切的客户，特别是格力、海尔、美的、志高、奥克斯这些空调业界的航母企业。

他创办的东方电热规模日益壮大，效益逐年提高，实力越来越强。但他不满足于现有的发展，为了让员工享受上市带来的利益，他把自己持有的900万公司股份以9元多的价格转给员工持股计划；员工持股是配资的，当股份价格低于买入价需要时需要补担保金，由于员工拿不出钱来补，董事长知道后二话不说，自筹700多万元帮员工补上，员工持股到期后，都获得了不错的收益。

公司还出资协办“镇江东方杯”2009北京地区大学生制冷空调

科技竞赛；连续捐助，举办了“东方电热杯”镇江新区五届全民健身登圌山比赛。还于2012年9月拨款设立“东方爱心基金”，使本公司突遇困难的职工得到救助，迄今一共帮助了50个突然遇到困难的职工，金额为7.72万元。在他的重视和支持下，公司先后于2015年和2017年的六一开展“东方宝宝、东方儿童征集评选”和“东方儿童智慧、才艺之星征集评选”，对选中者公布颁奖，发给奖品和荣誉证书，对参与职工发给纪念品，这体现了公司这个大家庭对职工及子女的关爱，增强了职工对公司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东方电热”多次被镇江市评为“劳动关系和谐达标企业”。

他回报社会、造福地方，每年捐助于社会公益事业的资金近百万元。据不完全统计，自2002年到2016年，“东方电热”共向国家缴纳税收5亿余元。在公司建立的二十年中，他出于朴素的乡梓情感，不忘回报家乡父老。公司多次出资支持本村及邻村的公益事业：赠送20万元的推土机，修建水泥大道，兴建村办公楼，为村民铺设自来水管道到家门，给5个行政村的几千户村民补贴有线电视安装费，为幼儿园做园服，为敬老院和老年协会捐助活动经费……，自1999年的春节起，他的老伴每年春节前还亲自上门为邻近五个村的，年满70岁的老人赠送贺年金，已达18个年头。每当本行政村一些村民遇到突发性的困难，他知道后都对他们给予资助。

资产总值达数十亿元的董事长不嗜烟酒、生活俭朴，但他深爱着这片养育了他的家乡的土地，他一直坚持在家乡办厂，为家乡千余名失地的农民提供了就业的岗位；扶持周边的乡亲创业，先后和10多家原先很小的企业甚至是刚刚萌发创业念头的乡亲签订了合作协议，从技术上给予他们指导，在经济上给予扶持，使他们能在短期内比较顺利地走上了成功的创业之路。

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南方雪灾”、“5.12汶川大地震”他都慷慨解囊，江苏省“光彩事业”他又奉上一份爱心，2008年镇江市为慈善基金会募捐。他本人曾于1999年4月被镇江市人民政府授予“市劳动模范”，又于2004年12月，被镇江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授予“镇江市第三届百佳文明市民”，还于2012年1月，被镇江市委、市政府授予“2011年度镇江市跨越发展突出贡献者”；他的家庭2002年被评为“江苏省五好家庭”。2015年被评选为镇江市各行业20名先进人物之列，荣获“市人民奖章”。2016年4月8日被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江苏省优秀企业家”的称号；同年6月被镇江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命名为“镇江新区优秀党务工作者”；2017年6月被中共镇江市委党建领导小组授予“全市产业发展党员先锋”的称号。每当谈到捐助，他总是这样说：“富而思源、回报社会”是我应尽的责任。

2012年1月,中共镇江市委、镇江市人民政府授予“2011年度镇江市跨越发展突出贡献者称号”。

2015年9月，被镇江市人大常委会授予“镇江市人民奖章”。

2016年4月，被江苏省委、省政府评为“江苏省优秀企业家”。

2016年6月，镇江新区党工委、管委会评选为“镇江新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2017年6月,被镇江市委党建领导小组命名为“全市产业发展先锋”。

顾小顺是一名有较强奉献精神的同志。工作中兢兢业业，几十年如一日的做好每一件事，是最让人省心的那个人；生活中他总是不遗余力的帮助身边的群众，无论大事小事，总能看到他的身影，是最操心的那个人。在群众心中他就是党员的典范。

在他同村中，有一位73岁的五保老人田洪全。田洪全老人从小孤身一人生活，无儿女，也没有亲人。随着年事渐高，生活越来越困难。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是顾小顺同志主动去帮助他，这一帮就是十多个春秋。十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地照顾着现已73岁的田洪全老人。困难当前作为共产党员的他义无反顾，就在十多年前的一天一个热心肠的老共产党员——顾小顺带着一些米面走进了这个的孤独老人家里真诚地对他说日子总要过下去今后有什么困难就找我吧！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而且我们又是近邻人...”从此他挑起了照顾田洪全老人的担子。风雨无阻共产党员的情怀在这里体现。他的年纪也不轻了，快六十的人了一边要做好工作，一边要承担起家庭的负担。然而这十多年来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他没有放弃坚持下来了。“你昨晚睡得还好吗？还有什么需得帮忙的给我招呼声就是了。春节咋们一起，热热闹闹的过吧!”顾小顺对田洪全说。十年来田洪全在他嘘寒问暖、真情帮助的日子里度过。每隔几天他总是到田洪全家查看一下是需要打扫卫生，衣服洗好没有，线路电器有没有毛病、还有米面油烟没有，或是有其他需要购置的东西...在他悉心照料下田洪全能够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田洪全生病了找医生、买药跑腿、送饭菜的事情总是他干。特别是有时寒冬腊月，田洪全老人身体不好，需要照看，顾小顺总是守候在他的身旁，是田洪全老人最坚强的依靠。坚持下去为了兑现一个共产党员的承诺做好事并不难而，然而10年如一日地坚持照顾一个孤寡老人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而顾小顺他做到了。他说“说实话10年前我身体还好做这些都是举手之劳的事情。近年来我年龄也越来越大，做什么也越来越吃力有时累住了也曾想过放弃可转念又一想我不去帮他，他又怎样生活呢？何况我身体还能坚持，照顾他也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田洪全老人70岁生日，顾小顺自己出资，不辞辛劳、前后奔走热热闹闹给办了一场寿宴。让田洪全老人感动不已。田洪全深情地说“顾小顺是个好人啊！如果没有顾小顺，我就连喝口水都困难，我的日子还不知道怎么过。顾小顺就是我的家人、亲人！。”田洪全把顾小顺当做了自己的亲人，顾小顺也把他当做自己的亲人一般对待。这是一个孤寡老人发自肺腑的沉甸甸的声音。

顾小顺只是全中国千千万万共产党员中普普通通的一个。他只是做了也许别人看来并不起眼的事情，做了一个基层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但他能长年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顾小顺总是这样说：“我其实并没有做什么，都只是举手之劳的事，能做就多做点。”这就是一个基层党员的心声，把党旗下庄严的誓言，过成生活中普通的习惯。

2017被评为新区“和睦互助”先进个人

...

6月9日上午，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厅召开一场刑事申诉案简易听证会。

25年前，他让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起死回生，后来却因非法占有同一企业资产而获刑六年。

11年来，他坚信自己无罪，不断上诉、申诉。然而，从中级法院到高级法院，从市检察院到省检察院再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均认为其申诉主张不能成立。

今年4月，74岁的老宋再次来到最高检12309检察服务中心。经过一场两个小时的简易公开听证会，老宋终于放下了多年都无法解开的心结。

最高检第十检察厅以为民办实事为目标，在12309检察服务中心接访大厅常态化开展简易公开听证，及时化解矛盾。

各分得3万元是因为建新厂时大家是出钱集资的，怎么就犯罪了呢

老宋原为吉林省浑江市某街道下属委办集体企业有益汽修厂副厂长（化名）。上个世纪90年代，厂长患病，厂子因经营不善几乎瘫痪，职工们纷纷另谋出路。

一身本领的军转干部老宋，与厂里剩下的几名职工商议重新把汽修厂搞起来。于是，6个人注册成立了独立法人股份企业兴国汽修厂（化名），仍占用原厂的厂房及设备进行经营，由老宋任厂长。几年间，企业在老宋的带领下规模不断扩大，发展得红红火火。

2001年7月，在浑江市政府清理、取缔马路工厂活动期间，老宋与刘某、李某等人研究，决定将原来的有益汽修厂的厂房卖掉，并共同签订卖房协议，具体由老宋负责办理。老宋随后以33万元（实际收到29万元）的价格将厂房卖给毕某。

在办理产权过户时，因为没有主管部门街道签发的同意出售证明，产权处不予办理。毕某与老宋便找人私刻了街道的公章，并利用伪造的街道同意出售文件，将原有益汽修厂的厂房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经评估厂房价值45万余元）过户到毕某名下。

后来，老宋等人将卖房款的一部分用来清偿欠款，剩下的钱，老宋、刘某和李某各分得3万元。2009年，公安机关以涉嫌职务侵占罪先后将老宋、刘某和李某抓获。

“新厂是老厂的延续，卖厂房是经过患病的老厂长同意的，卖出的钱也拿出了一部分给老厂长治病。而自己与刘某、李某各分得3万元，也是因为当初建新厂时大家出钱集资的。”老宋始终认为自己一心为厂，却被判刑十分委屈。

2010年4月14日，法院以老宋犯职务侵占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年，另两名同案犯属从犯被判处缓刑。老宋不服，申诉主张先后被中级法院、高级法院驳回。老宋又先后向市检察院、省检察院申诉，检察机关经审查均认为，申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审查结案。

多年来，老宋上诉被驳回，申诉不被支持，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根本不存在职务侵占。2020年，老宋来到最高检12309检察服务中心递交了申诉材料。

2020年12月30日，最高检第十检察厅经审查认为，原审裁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量刑并无不当，申诉人申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审查结案。

收到最高检刑事申诉审查结果通知书后，今年4月23日，老宋再次来到最高检12309检察服务中心，要求承办人当面释法说理，情绪十分激动。

当天，最高检第十检察厅检察官杨军伟作为老宋案件的承办人第一时间到达接待窗口，一边耐心听取老宋诉说，一边迅速思考解开其心结的办法。

近半个小时接待后，杨军伟征求了老宋的意见，决定组织简易公开听证会。

在前期审查办理的基础上，杨军伟抓紧时间重新熟悉了全案，同步把该案全部卷宗原封不动复印给刚刚被最高检聘任为“控告申诉检察专家咨询库”的首批专家——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关镭和北京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永建，以便他们尽快了解案情。

我怀疑最高检的检察官没认真看案卷，不认真办案，只看以前的审查文书

“老宋的申诉案件在最高检受理之前，当地市检察院和省检察院已经审查结案，如果没有新的证据和新的理由，根据《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申诉案件规定》，检察机关受理后可以依法作出审查结案的决定。但是最高检为什么还要受理，为什么还要全面审查？因为，对于申诉人来说，能让最高检重新审查办理，意味着最后的希望。最高检的申诉审查结论，往往是司法程序的最后一个环节。但如果我们承办人已经非常认真、细致、客观地审查案件后，申诉人还不服审查结论该怎么办？我觉得公开听证提供了一种非常好的，面对面听取申诉主张，面对面接受外部监督，面对面进行释法说理的机会。”杨军伟告诉记者。

杨军伟介绍，老宋的申诉主张可概括为四点。一是兴国汽修厂是有益汽修厂的延续，实属同一个企业；二是老宋有权对自己企业的财产进行处置；三是老宋没有在处置企业产权过程中获利；四是存在同案不同判问题。

4月27日，老宋的刑事申诉案简易公开听证会在最高检第十检察厅检察听证室召开。

“我怀疑最高检的检察官没认真看案卷，不认真办案，只看以前的审查文书，我提交了那么多申诉材料，承办人肯定没有认真看，或者根本就没有看！”听证会一开始，老宋就毫不避讳地抛出了自己的猜测。

面对如此尖锐的质疑，杨军伟心平气和地回答说：“老爷子，我不仅看了您提交的本案所有法律文书和证据材料，就连您提交的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的材料也都看到了，包括您在申诉状中提到的与您案件相似的郁某某职务侵占案。如果您不信，您只要说出材料名称，我可以给您背个大概。”杨军伟边说边向老宋展示自己审查过程中在申诉材料复印件上留下的可见标记。不仅如此，两名听证员也表示会前已仔细看了全部申诉材料，并且做了许多标记。

随着杨军伟不间断地耐心回答，老宋的神态、语态也不知不觉中从最初的偏激逐渐趋于平缓。

老宋提出，2008年《法律与生活》杂志刊登了郁某某职务侵占100多万元的案件，法院只判郁某某四年。而自己仅分得3万元，却被判了六年。

是不是像老宋说的那样“同案不同判”？对此，杨军伟详细比对了两案的诸多显著差异：“郁某某存在自首、悔罪、退赃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而您却始终拒绝认罪，并且本案涉案金额已经达到了职务侵占罪数额巨大的标准。”

“您年纪这么大了，真心希望您能从这个案子中走出来，这是我真实的想法，也是我申请召开这场简易听证会的初衷。可能我说完了您还是不认可，没有关系，起码让您知道我们是怎么办案的。”杨军伟苦口婆心地劝解老宋说。

我不会偏向哪一边，我只根据事实和法律规定进行判断

“这个案子我认真看了，说心里话，从第一感觉来讲，我认为还是有一些疑点的。”在听证员提问环节，关镭首先向老宋提出了一连串问题——

“当初的这个集体所有制企业，真正的权利人是谁？”

“之前的有益汽修厂与兴国汽修厂是不是按照集体所有制的规则去进行衔接的，有没有相应的职工投票，包括出资职工的表决是不是履行了相应的法律程序？”

“从现在的证据确实看不出兴国厂是有益厂的延续，您可能认为是几个人签了协议的，但是这几个人是谁，他们是否能够代表原来的有益汽修厂，是不是有益汽修厂的真正主人？如果兴国汽修厂是有益汽修厂的延续，那么它应该有一个曾用名叫有益汽修厂。”

“其实一开始我认为这个申诉案件还是有疑点的。”关镭再次表示，“但听了承办人的介绍，结合全案证据来看，有益汽修厂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如果其要改制或者变更为新的企业，应当有公司章程、职工代表大会表决记录、股份协议等证据证实，但这些关键证据的缺失，无法认定兴国厂是有益厂的延续。”

“我做律师27年了，我想说明的是，我是一个独立主体，有自己的独立判断，我会注重自己的社会公众形象，不会因为检察院找我来，我就站在检察官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我不会偏向哪一边，我只根据事实和法律规定进行判断。”经常做客央视十二频道法制栏目特约嘉宾的李永建，发言前首先向老宋表明了自己是作为客观中立的第三方听证员参加听证会。

随后，李永建站在老宋的角度帮其寻找有利的证据：“这个厂发展起来更多的应该是管理和技术，对汽车或机械方面的技术或专利，当时老厂长找您来担任副厂长的时候，有没有签订协议，比如技术入股，以您的技术作为50%股份入股等表述？从现有证据来看，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李永建进一步指出，有益汽修厂是一个主体，您把它的东西拿到兴国汽修厂来要有依据，一是要经过有益汽修厂的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街道同意，现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当时所有职工都同意，街道办事处也同意。二是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您是经过合法程序把有益汽修厂的财产转移到兴国汽修厂，也没有证据证明您所占的股权是多少，您本人有没有充分的处置权。

“都是原人原场地原设备，我们利用自己的财产进行投资没有错误，所以我没有构成职务侵占罪。”老宋仍固执地认为。

最后杨军伟又根据该案民事行政裁定认定的事实证据进一步向老宋解释：“不能认为有所投入或者创造，就认为集体企业资产是个人可以任意处置的私有财产。”并总结了对老宋定罪的主要依据：兴国汽修厂与有益汽修厂是不同的企业，老宋已经与他人注册成立兴国汽修厂，在有益汽修厂主管街道办事处明确反对相关资产处置时，老宋会同买受人采用伪造印章和相关文书的方式，实现对有益汽修厂集体资产的占有，构成职务侵占罪。

最高检给我提供表达观点的机会，我相信检察官办案是认真负责的

不知不觉，这场简易公开听证会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检察官与听证员真诚而又专业地从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的区别，从情理上和法理上就如何合法地处分集体财产，从如何评价量刑等方面展开了讨论，交流了意见。他们始终换位思考，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尽可能为老宋提供可行的建议。

“通过今天的听证会，我们对老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老宋是一个能人，他通过自己优秀的管理能力和技术让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起死回生，是一个为集体作出过贡献的人，但是因为不懂法，触犯了法律，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主持人张玉鹏并没有马上宣布听证会结束，而是又一次肯定了老宋曾经给涉案企业作出的贡献，并设身处地为老宋着想：“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处于老宋的位置，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在企业干过，说实话，如果我没学法律的话，我也不敢保证自己不会走错路。这个案子压在他心底11年，他有很多的委屈和不解，今天在听证会上依旧不卑不亢，把自己的困惑娓娓道来，我们非常敬重您的定力和高素质。”

“听证会以后，无论您今天现场听进去多少，都希望您能够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些专家的建议，想一想自己如何看待这个案子。每一件事最终都要画上一个句号，这个句号怎么画，其实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里。”张玉鹏最后补充道，“听证会不是案件办理的必经程序，我们的主办检察官之所以申请为您开这个听证会，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您到这个年龄了，很多事情能够给自己一个交代，然后轻装上阵安度晚年，让家里人，让您身边的人都能够感受到您心中的那份释然，这是我们发自内心的一种愿望。”

听证会结束后，当主持人准备送老宋离开时，这位有点执拗的老人转身走向关镭和李永建两位听证员，挨个握手并鞠躬致谢，唯独没有跟承办检察官再说一句话。看到老宋的举动，杨军伟会心一笑，他事后说，“我知道老宋对我还有怨气，我没有支持他的主张，而且一个持续了十多年的申诉案，很难在短时间内就让申诉人彻底打开心结。”

几十秒后，听证室的门再次被打开，当再次看到老宋时，在场的人都有点错愕，老宋用东北人的豪爽撂下一句话，“检察官，麻烦你了！”扬手后转身就走。杨军伟说，办了这么多案子，申诉人的这句话，这个举动，竟让他有些感动，他觉得再苦再累一切都值了。

当张玉鹏陪伴老宋来到接访大厅，即将离开最高检时，主持人试着问了一句，“今天的听证会，您感觉怎么样？”老宋认真思考了片刻，严肃地说道，“感谢最高检给我提供表达观点的机会，我相信检察官办案是认真负责的，我愿意接受最高检作出的结论，承诺不再上访。”

至此，老宋也成为了今年3月最高检开展简易公开听证会以来，首个当场签订息诉息访协议的刑事申诉案件信访人。

近日，记者深入第十检察厅，用两周工作日全程追踪简易公开听证的真实面貌，此间，被全厅上下一心为民的高尚情操和迎难而上的工作精神深深感动。

一场听证会上，担任主持人的第十检察厅厅长徐向春说，有的信访案件对司法机关来说就是一个很小的案子，但对当事人来说却是天大的事。“我们都是人民中的一员，我们也有父母，也有兄弟姐妹，老百姓的事就是我们自己的事。如果老百姓的事没人管，没有地方充分说理，有冤无处申，那么小案有可能就会酿成‘大案’。”

检察官杨军伟对记者说，他所承办的案件有的可以直接结案，组织听证会无疑给自己增加了工作量，但面对生活窘迫的信访人时，他总想尽己所能帮助对方。当了解到一位信访人家中贫困，丈夫因工伤瘫痪生活不能自理，自己身患重病还在治疗时，他劝说对方当天返回老家，不要在北京花费不必要的住宿费，又马上联系当地检察院通过远程视频为其召开听证会。

秩序井然的12309检察服务中心接访大厅，是从事信访接待工作9年的12309检察服务中心副主任凡俊每日必须“打卡”之地。他已接待了1万多名来访群众，也是他提出了简易公开听证的最初设想。如今，几乎每天都会召开听证会，每一场他都了然于胸。当他听到记者评价其同事刚组织的一场听证会“非常成功”时，喜悦之情油然而生。当面对镜头畅想简易公开听证的未来时，他沉默良久说道，耐心细致接待好每一名来访群众，用心用情组织开展好每一件听证案件，努力让每一个信访矛盾都能够得到依法妥善化解，真正造福百姓。

从3月17日至6月16日，在已召开的57场简易公开听证会中，许多案件已穷尽了全部司法救济程序，但第十检察厅检察官们始终秉持息诉息访、案结事了、事心双解的工作目标，通过组织简易公开听证会，打开信访人的“法结”与心结。

在为当事人老宋组织的这场简易公开听证会过程中，无论是主持人还是承办检察官都将群众工作贯穿始终。听证会开始后，主持人做了精炼的介绍和温暖的铺垫，引导申诉人珍惜和尊重司法机关专门为其准备的高规格听证会。当听证会接近尾声时，主持人设身处地为申诉人着想，与申诉人很好地实现了共情。从现场笔录中看到，整场听证会上，案件承办检察官陈述的内容仅有两页A4纸的篇幅，而听证员就案件相关问题向申诉人提问或发表听证意见则是检察官的两倍。主持人有意将更多的时间留给听证员和信访人，因为听证员以独立第三方的身份充分释法说理，让群众更能产生信任感，同时给信访人更多陈述和申辩的时间，也是最大程度地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检察日报作者：戴佳图片：程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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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恒鹏徐静婷

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一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用高度概括的语言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出了如下描述：“

”“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个概念由此形成。按照马克思的构想，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阶级、民族、国家、货币、私有制、压迫都会消失。“自由人联合体”这一概念，代表着马克思对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或者说共产主义的终极构想。不过，包括马克思本人在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均没有详细阐释“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具体架构，也没有对如何建立这样的联合体提出具体的建议。

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是，个人是否能够脱离其所属的民族、国家以及与之相关的独特文化，成为一个纯粹的世界公民？人类对自己家国和同胞的特殊感情能否变得微不足道？

面对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强势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并没能给出清晰的回答。

英国左翼学者本尼迪特克•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在他那本著名的小书《想象的共同体》中指明，无论是什么形式的共同体，其“共同性”都表现在共同体所有成员对共同体的存在的统一想象，在社会心理层面上，可以说任何形式的共同体都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对个体意识和情感的强调，恰恰是对现实世界的准确呈现。

虽然“想象的共同体”是人类深层意识的一种心理建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共同体是虚构的，相反，它能真真切切地激发共同体成员的情感，实实在在地影响他们的行为。当奥运会赛场上中国健儿取得金牌，国歌奏响时，很多场内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会忍不住热泪盈眶，这种跨越空间、将不相识的人们联系在一起的力量就来自想象的共同体。

共同体中“共同”这个概念，并非狭义地仅指“共享或共有物质资源”。

这种“珍视”当然可以是某种情感上的喜爱，但更多地是指共同为某种事业或理念奋斗的共享价值观，或者指构建或遵循某种可以促进大家共同福利的特定规则。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最朴素的人本思想——将每一个人都当自己人看，让每一个人都有尊严的生活，并力争实现其最大程度的发展。在此意义上，这同样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或者说“共产主义”的理想。

共产主义思想与共同体思想在理念上的亲和性，甚至也可以从词源上得到一定的证明。安德森的“共同体”翻译自英文词汇community，与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的英文词汇communism来自同一个词根commune，而德语中的“联合体”一词，也具有命运共同体的含义，在笔者看来，这种有趣的同步并非巧合。

不过，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安德森，均都止步于概念本身的描述，未就如何打造这种“共同体”或“自由人的联合体”指明具体的发展路径。笔者认为，在现阶段中国的语境之下，这个问题应当被给予特别的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虽然带来了绝大多数国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但同时也打破了原本那些凝聚社会成员的共同体，比如，地理位置上的村庄可能还和改革开放前一样，但此前基于地缘和血缘关系形成的乡村共同体已经瓦解，建国后通过村队集体经济建构的农村共同体也已经瓦解，物质形态的村庄看似还是那个村庄，但文化和精神内核凝聚的传统村庄已经不复存在。再比如，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改制、扩大和变迁，原来仅仅是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具体生产单位、以单位制为核心的工厂共同体也已经基本瓦解，转型为今天流动性很大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企业，尽管仍然保留了生产经营业务，但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皆内化于同一个单位的生产-生活共同体已经瓦解。

在社会迅速转型发展的过程中，那些落在后面的、处于劣势的群体，会很自然地质疑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会抱怨国家已经将他们遗忘，并对富裕阶层产生疏离甚至仇恨，继而可能会疏离共同体甚至报复共同体，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稳步提高，贫困人口不断减少。

要想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还很艰巨。

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共享发展理念，强调要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真正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关键环节。

发展的成果人人皆有权享有，绝非少数人的特权或福利。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建设都要跟上，人民各方面的合法权益都要保障。

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让人人有参与感、有成就感。

不躁进、不虚荣，立足国情，稳步发展。

人民的参与感、获得感、归属感、成就感成为政府重点关注的政策目标之一，追求国富国强的目标开始落脚于对全体国民共享发展的关注。建设都要跟上，人民各方面的合法权益都要保障。

从

社会保障一词源于英文SocialSecurity，可直译为“社会安全”。这个概念载入了《国际人权宣言》。该宣言第二十二条说：“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这种实现是通过国家努力和国际合作并依照各国的组织和资源情况。”简单而言，它要求签约国帮助其社会成员实现个人发展并充分利用国家能给他们提供的种种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

具体来看，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社会保障一词曾有着不同的含义，但现代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其基本目的、宗旨和内容，则大体相同。其最重要的形式就是社会保险。此外还有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多种形式，帮助公民应对疾病、衰老、失业、事故等风险，保障其基本的生活、教育、医疗等条件，整体而言起着安定社会的作用。

过去二十多年来，国际社会对社会保障概念的内涵、外延及其功能都进行了拓展。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认识到实现社会保障的全覆盖对于缓解危机、应对经济衰退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保险项目覆盖的人群有限，在危机来临时大多数人口无法得到社会保险支持，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广覆盖的最低的社会保护底线（SocialProtectionFloor），以便对失去收入、陷入贫困的人口提供社会保护。“社会保护”（SocialProtection）这一概念，部分取代了原先的社会保障概念。国际劳工组织将社会保护底线定义为保障全部社会成员在生命周期内遇到社会风险时可以获得的社会保护，包括最低收入保障、基本的健康保障等。社会保护除了包括社会保障的各种项目外，还包含了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提升社会成员能力的内容。社会保护底线定义给出了政府保障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所应承担的基本范围，它有三个特征：一个是全覆盖，即所有社会成员都应被纳入到社会保障中；二是保基本，即政府保障只提供最基本层次的保护；三是将其作为逐渐扩大其他补充保障项目的平台，在此基础上建立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

概括起来，社会保障项目包括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缴费型的社会保险项目，强调的是雇主、雇员和社会的共同责任原则；二是非缴费型的社会救助项目，强调的是政府对陷入贫困和不利境地的社会成员的托底责任，是社会安全网；三是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提升社会成员应对风险能力的项目以及积极的就业政策，强调对社会成员能力的促进和提升。这三类项目相互补充，共同织就了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

设计出一个符合共同体理念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固然是制度设计师们期望的结果。但需要强调的是，任何制度都必须遵循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正如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言：“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如何构建符合现代国家共同体理念要求的社保体系，光有理想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考虑制度的现实可行性和可持续性，这就要求我们在评价、改进甚至重新设计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之前，首先要做好事实梳理，明确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状，理清现行社保体制存在的问题和可以改进的空间，以确保制度设计在及时有效地回应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基础变革要求的同时未脱离现实轨道。

二

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通过引入发达国家的通用性技术和联结国际市场，中国经济实现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生产力水平完成了质的飞跃，奠基其上的经济基础发生了质的变更。2015年中国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进入中高收入需求转型阶段，国内部分发达地区更是全面进入了厚尾甚至长尾区间。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欧美国家花费了二百多年才走过的经济发展历程。

欧美国家二百余年实现的经济基础变更，是由十多代人世代交替完成的。这种世代交替，完成的不仅仅是生产力水平的逐步提高，同时也完成了观念和社会治理机制的转型升级，十代人世代交替完成的观念转型，是一个较为平滑的过程。相比较而言，经济社会转型也较为平滑。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分析，经济基础的变更必然带来上层建筑的变革，

“放慢脚步，等等灵魂”的说法，是这种冲突下的自然反应。但在全球经济高度融合的今天，以现代科技为支撑的生产力提升速度，并不由发展中经济体决定，后发带来的模仿追赶优势，自然提高了后发经济体的经济增速，观念转型的速度也自然受其驱动，人为“放慢脚步”只会加剧观念冲突，并引发经济社会转型窘境。

具体而言，生产力的发展分别从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三个方面对现有的上层建筑提出变革要求：

从工具性角度讲，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为市场的所有参与者提供公平的竞争规则，从而更好地发展经济。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探索和实践，逐步确立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是一个基本制度，只有将理论与实践二者结合，才能更全面地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含义。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能让理论更好地反映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也能使之更好地指导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而且还能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境界。

法国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Aghion）等人在《管制与不信任》（RegulationandDistrust）一文中，通过模型证明了政府管制（包括政府对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司法程序等方面的管制）与社会资本（即社会信任，包括人们对他人、企业和政府机构的信任）呈现很强的负相关性。其基本观点是，

而相反地，如果人们的公民共同体意识较弱，他们就会偏好更多的政府管制，社会资本也会更难形成，由此社会自治能力会进一步弱化，从而形成对政府管制的更高需求，也就带来更多的政府管制，更多的政府管制不仅会加大腐败的可能性，同时也会益发遏制社会的自治能力的培养和创新精神的养成。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政府越管越乱，越乱越管”的恶性循环。

比如，中国的医疗服务供给体系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一方面，医疗行业普遍存在着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且患者对医疗机构和医生群体缺乏信任，由此带来了较高的管制需求；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在较高的管制需求和管制租金的双重力量驱动下，对医疗行业实施了高度的行政管制，形成了政府主导医疗服务的格局，不仅大大增加了权力寻租、权力腐败的现象，还显著窒息了医疗行业对社会（市场）需求变化的灵敏反应，遏制了医疗资源数量和质量的自然提升、大大弱化了医疗行业自我管理、自我净化、自我提高能力的发育和提高。

全能型政府抑制了社会治理机制的发育，社会治理能力的弱化会明显提高社会公共问题出现的概率，而公共问题又会强化社会对政府管制的需求。如此，社会陷入无解的死循环。

随着人类个体的人格发展，他们将不再满足于那些由遗传和本能决定的生理需要，他们的需求层次会不断提高，一些心理上、精神上的需求也会开始出现。中国古代就有类似的观点，“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则通过对人类的观察和研究，提出了比较全面地概括和分析人类不同需求的“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hierarchyofneeds）。他用“生理”（phisiological）、“安全”（safety）、“归属感”（belonging）与“爱”（love）、“自尊”（self-esteem）与“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等术语，描述出人类不同层次需求推移的脉络。

例如人们会希望国家建立适当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减少他们对患病、衰老、意外工伤的恐惧，满足安全感的需求；人们会希望感受到社会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的温暖，满足人们对归属感的需求。社保、教育、文化建设，都是满足人类不断提升的需求层次的自然产物。

互联网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应用，不仅促进了经济发展，还加快了经济和社会的转型进程，同时也显著放大了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的影响力。归纳来看，互联网的催化剂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它加快了信息流动、丰富了沟通方式、甚至革新了交流内容，使个体间得以更好、更快地共享和互换知识；另一方面，互联网放大了知识外溢的效应，使人类的群体智慧可以实现跨地区、跨国界的普遍应用。

给中国各行各业带来了弯道超车的宝贵机遇。例如在医疗行业，互联网可以显著加速医疗行业的社会化发展。一方面，互联网+加快了信息的迅速扩散，提高了医疗知识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水平，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医疗行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了医疗服务供给能力，倒逼医生提高技术水平、培育专业精神，建立服务意识；另一方面，互联网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供方对社会（市场）需求的反应灵敏度，提高行业自治能力，激励医疗行业不断创新和改善服务。此外，互联网可以加快行业参与者的流动，形成行业内部的自然分层，打破原有单位制体制下僵化的人力资源配置机制，显著提高全社会的专业化和分工协作水平，培育社会多元开放的竞争精神和协作精神。

很多人已经改变了过去那种在一个单位工作一辈子的生活。

首先，互联网实现了海量信息的迅速流动和方便检索，降低了信息搜集的成本；其次，互联网带来的灵活协作模式使得企业组织模式获得了更大的灵活性，用工规模也得以灵活调整，减小了企业家的创业成本，降低了单个企业的规模；再次，互联网可以通过客户反馈评价体系和社交媒体，形成企业口碑的广播传播，降低了企业营销成本；最后，互联网可以解放人力资源，从业者的发展不再绝对依附于企业，自由工作者群体的规模日益扩大，拓展了市场合作的边界。

与传统行业的产业链集群相比，互联网相关行业的生态圈呈现出“开放、共享、个性化”三大特点，互联网行业从业者则呈现出“年龄低、工龄短、学历高”三大特征。以“淘宝”卖家为例，依托淘宝这个开放平台，不仅很多交通不便地区的居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甚至还有很多学历高、有创业想法的白领放弃了自己稳定的朝九晚五工作，办起了淘宝店铺。许多高学历淘宝卖家的店铺，甚至做出了自己的特色，形成了自己的品牌，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他们也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和就业机会。

社会保险体系是社会保障制度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现行社会保险的主要项目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简称“五险”。除此以外还有一项常常与五险同时缴费的住房公积金，主要为职工解决住房问题提供保障，简称“一金”。“五险一金”制度的建立，主要通过强制用工单位及其职工以其薪酬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社会保险费形成社会保险基金。参保职工一旦满足如丧失劳动能力、暂时失去劳动岗位或因健康原因造成损失等特定条件，就可以从基金中获得特定的经济补偿，依此应对各种自然和社会风险。

在制度设计层面上看，现行社保制度理念的滞后性主要指向两个问题。

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例，无论是以职业身份为基础建立的职工医疗保险，还是以户籍身份为基础而分别建立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都是从制度上肯定甚至强化了职业身份和户籍身份的区别，会在公民的观念里和现实体验中加剧不平等。尤其是基于户籍差异建立的城乡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不仅无助于缩小城乡间差距、反而在现实中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鸿沟。

这种由户籍制度人为造成的城乡分割，不仅让农村居民无法获得与其他公民同等的基本社会保障，影响其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个人的更好发展人为设置了阻碍；而且研究表明，户籍制度所导致的社会保障差距，还会让与城镇居民同等收入的农村居民更多存钱、抑制消费需求，长期来看显然不利于国家经济由投资拉动向国内需求拉动的战略转型，有损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另外户籍制度亦显然不能满足农村居民需求层次不断提升的要求，物质生活的提高使得他们不再满足于基本生理需求的满足，他们同样希望获得与其他公民同等的安全感和尊重感。

无论是医疗保险还是养老保险，每一保险类别之下都根据不同的身份特征覆盖了不同的人群，这就导致了社保制度的板块化。而每一个板块下面，又根据不同地区，尤其是不同市、县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形成了碎片化的基金统筹单位，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可以提供相对较高的社保水平，落后地区的社会保障能力则不足。同样的保险类别，不同的板块之间互不联通，不同基金统筹单位的资金也无法互相调剂。这不仅影响了社保基金本身的抗风险能力，不利于社会稳定，还使那些经济上更脆弱的人群反而无法获得适当的社会保护，违背社保制度互助共济的初衷。

现行社保费用的征缴是以单位为基础的。社会保险征缴机构直接通过职工工作单位征缴社会保险费。这种缴费方式，依托于工作单位，不仅简单易操作、行政成本也小，还有效转嫁了职工对社保缴费的经济负担感受，显著弱化了缴费者的权责对等要求以及抗拒感。

市场经济体制下，组织结构灵活化，就业者中存在一定比例的灵活就业者是自然现象。比如，日本纪录片《日本社保危机》中披露了如下数据：1985年日本的灵活就业者占总就业者比重为16.4%，1990年这个比率上升到20.2%，2005年是32.6%，2008年则是34%左右，呈现明显的稳步增加趋势。而互联网+时代，企业日益向平台化结构转型，活跃于平台之上的仅仅是平台的使用者，而不再是传统企业的内部员工。这一经济社会交往组织方式的变迁，会进一步扩大灵活就业者的比重。

小微企业和自我雇佣者的增多，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社保费征缴的技术难度，而在于征缴阻力的迅速增加。如前所述，原来通过大单位统一征缴的间接方式下，个人对缴费负担的直观感受并不十分强烈。而现在企业小型化、微型化，职员很可能同时既是雇主又是雇员。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他们以原来的方式缴纳社保费用，对其个人的直接冲击比较大。社保费和税收基本类似，传统依托于大单位统一征缴的社保费很类似于间接税，作为最终负担者的职工因为没有直接缴纳社保费，对社保费的经济负担感不强烈，但是小微企业缴纳社保费，效应更像财产税和个税等直接税，雇主和雇员的经济负担感非常强烈。历史上直接税的征收都比间接税的征收艰难得多。发达经济体为了建立起以直接税为基础的政府信用，无不经历了漫长痛苦的社会动荡。比如英国的个税制度就用了长达80年的时间才建成，德国同样花了80余年，而美国亦用了52年。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即使税额相等，不同的税制给居民带来的税痛大不相同。大单位代缴的占薪酬比重50%的社保费给职工带来的“费痛”和小微企业缴纳同样比例社保费给雇主、雇员带来的“费痛”不可同日而语。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欠发达地区受制于经济发展乏力，无法大量吸纳本地年轻劳动力，大量人口向发达地区流动，人口流动现象逐渐常态化。以贵州省毕节市为例，2008年其户籍人口811万，常住人口703万，推测流出人口约108万。此后流出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到了2015年，推测流出人口数已接近233万，约占其户籍人口的26%。

流出人口一般以农民工为主，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人群在城市参加社保的意愿不足。2014年，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比例约占总量的18.5%，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也只有约16%，此前多年农民工参保比例均低于20%。

拿基本医疗保险为例，农民即使常年在外打工，也必须在户籍地参加新农合。如果农民工加入流入地职工保，那么就会出现重复参保的问题，而如果农民工在流入地不参保，由于外地就医报销比例低或手续繁琐，新农合事实上没有起到很大的医疗保障作用。从目前的情况看，要真正实现基本社保制度的全覆盖，流动人口是最大短板。

随着全球步入后工业化时代，过去那种不断通过分工和细化工作任务来提高生产效率的生产方式，已不再能够满足人们对工作和就业的定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于“一个单位一辈子”的就业方式，而开始主动尝试一种多职业、多身份的多元生活。特定领域的专业性不再是定义“人才”的主要维度。相反，那种涉猎较广但每个领域都不算精通的人，却更有可能将不同内容加以创造性地利用和结合，也更有可能因其创意获得更高的收入。

艺术、文化、旅游、娱乐等需要趣味和新意的领域，开始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而这些领域的生产组织方式也开始发生颠覆性的变革。传统上在固定时间段、以单位某个固定场所为集体办公地点的工作方式，已经逐渐被远程办公和弹性工作制所替代。

当这种追寻自由、多元、有趣的个人就业观逐渐推广普及，过去那种将人束缚在单位里的社会管理制度，以及建基于上的传统社保体系，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下行，虽然当时中国通过强刺激政策，缓解了金融危机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开始显现：钢铁、煤炭等工业产能大量过剩；对外出口贸易显著走低；中小企业大范围破产、“僵尸企业”有增无减，中国经济增速的走低已经成为一种中长期趋势。

此外，原本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也正在消失，近年来中国生育率长期保持在1.4—1.5%水平，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劳动年龄的人口在绝对减少。又值中国当前正处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关键转折期，劳动人口和企业的压力巨大。

仍以职工医疗保险为例，除部分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外，很多城市都出现抚养比迅速下降的趋势，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甚至出现退休职工多于在职职工的抚养比倒挂现象，全国职工保统筹基金也面临极大的压力。福建省南平市是典型地区，其抚养比在2008年时就只有1.97：1，到2015年更是锐减至1.35：1。南平市的11个区县中，2009年起就有3个区县出现当期基金赤字，到2015年上升到7个区县；累计结余可折抵当年支出的月份，从2008年的32个月迅速下降到2015年只有2个月，其中5个区县累计结余已经为负。

想要进一步激发微观经济的主体活力，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增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就必须有效减轻企业和职工的负担，让他们轻装上阵。这也是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

在此前高速发展的三十多年中，我们一路高歌猛进，长期保持的高增长和高就业，遮蔽了各类社会制度的缺陷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而一旦这列高速前行的列车开始降速，此前积累的种种制度问题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都开始一一曝露在我们的眼前。

长期的经济发展低速并不可怕，一定程度和频度的社会矛盾有限度爆发也非最坏情况，最可怕的是社会认同感和社会向心力流失，并最终导致社会底线失守、潜规则盛行于世、道德与规则沦丧。

传统中国是典型农耕社会，社会结构主要是围绕人们与生俱有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原始共同体，形成所谓熟人社会，利用大家庭或宗族力量给其成员提供必需的保护和规范。建国以后，这种传统共同体逐渐被单位共同体所替代，以东北老工业基地为典型，围绕职业身份建立的单位共同体，同样能给予身在共同体中的个体以安全感、认同感和归属感。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逐渐深化的工业化，以及迅速而来的后工业化和城镇化，传统的家族共同体和单位制体制受到了巨大冲击。传统村庄社会逐渐瓦解，单位制则因大批国有企业倒闭亦逐渐解体。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笔者在文章开头部分所提到的社会保障制度在重塑国家共同体方面的重要价值。从工具价值上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并最终有利于提高生产力。

社会保障制度的这一重要性，在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一个场景中得到展现。在开幕式的核心部分，在女王出场、升国旗之际，上千名医生和护士摆出流光溢彩的“NHS”（国民医疗服务）字样，赢得了全场的欢呼。一战二战让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沦为了二流国家，但NHS的建立让英国民众找回了国家共同体认知。英国的NHS体制主要的不是医疗成就，其更重要的成就或许是它让英国重新获得了共同体的凝聚力以及其国民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同。

马克思所构想的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其实现基础是公有制。社会保险体制或者社会保障体制正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

改革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要符合三个方面的基本要求。

消除贫困，消除身份束缚等各种歧视。提高人们自由发展的能力，不仅仅是抽象意义上社会主义的本义，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目标。

改变单位制制度下单位对个人生活各方面的包办，放松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将个人与单位的捆绑，加大政府简政放权的力度，给予个人和各行各业更宽松的发展空间。

更多地依托商业保险的自由发展，加强社会保险各领域的信息共享和良性竞争，通过公私合作共同满足人们的多元化和差异化需求。

虽然当前中国的社保体系因经济增速放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而出现基金紧张、制度不可持续等风险，但古语云“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

当前中国正处在就业结构变化相对温和的时期，老龄化尚处于加速之前的平稳期，社保基金仍有回旋余地，人口结构也依然比较合理，整体而言改革正当其时。若错过当前的改革窗口期，改革面临的困难也会越来越多，改革可以运用的手段也会逐渐减少。当风险持续发酵，并最终导致社会保障制度崩塌，很可能会出现社会共同体的崩溃。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建立符合共享发展理念的社会保障体系，应当考虑如下四条建议：

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要坚持“均等化、广覆盖、保基本、兜底线”的逻辑，以适应现阶段就业格局和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给企业和年轻人减轻压力。同时，发展多种形式的商业补充保险项目，以满足社会上不同层次的保险需求。

制度公平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信念，任何制度的设计都要从自己的历史中发掘那些已有的共同信念，并有意识地引领其走向现代化。

全国统筹，同一的缴费程序和标准，能够在全体国民直观感受上形成一种共同体成员的归属感和参与感。缓解并消除基本社保制度中的城乡差异、地区差异、职工与非职工差异，全社会共享改革开放以来的成果，能够提高全体国民对社会共同体的认同感、提高社会共同体的凝聚力。

以城镇居民保为标准，增加政府对农村居民保的补助，在统一城乡筹资标准的基础上，将城镇职工的社保并入，建立国民保险统一筹资制度。当前城乡居民保险覆盖了约80%的总人口，仅占20%的城职保参保人群也不用再增加新的政府投入，因此只需通过结构平移将其筹资转入统一的基金池子。